经义：

《伯兮》的历史背景是：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因为郑庄公与周桓王的政治斗争，郑庄公不再入周朝觐。周桓王带领卫人、蔡人、陈人一起讨伐郑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繻葛之战，战争以周王室联军的惨败告终。

《左传·桓公五年》记有此战：“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并没有说繻葛之战持续时间多久。从《伯兮》诗文看，从集合联军到最后决战的时间应该较长，以致于卫国充当先头部队的军士服役时间超过了一个季节，这才有《毛诗序》所说的：“《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郑玄笺注进一步解释：“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伯也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

表面看来，《伯兮》只是女子思夫（伯）之诗，实则背后暗含着三代一个重要的军事原则“战道，不违时”，就是交战双方要按时兴兵，士兵服役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季节，即一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三代军礼的《司马法·仁本第一》明确指出：“战道：不违时，不历（历，这里有选择的意思——笔者注）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作者谈到作战的基本原则：不违背农时，不在疾病流行时兴兵作战，为的是爱护自己的民众；不乘敌人国丧时去进攻它，也不趁敌国灾荒时去进攻它，为的是爱护敌国的民众；不在冬夏两季兴师，为的是爱护双方的民众。

冬天和夏天不主张战争，因为这两个季节是天寒地冻和酷暑难耐之时，若兴兵动武会加重人民的苦难。先贤以博爱精神从事战争，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弱肉强食的时代，三代以道德为基础的战争哲学是多么宝贵啊！

《春秋谷梁传·隐公五年》对于战争的时限有更详细记载。作者对经文中宋国人攻打郑国，围攻长葛（即上文的繻葛，在今河南省长葛市）解释说：“（经）宋人伐郑，围长葛。（传）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攻打别国一般都不会说“围”，为什么这里说“围”长葛呢？因为“围”得太久了。战争的规则是：征伐不超过一个季节，战胜方不追杀战败逃跑的人，战后诛杀敌军不杀投降的人。

战争与礼仪，犹如枪炮与拥抱，残酷中保留着人性的温度。《伯兮》这首诗让我们读到了繻葛之战的重要信息，很显然它已经违背了礼制，战时超过了三个月。所以诗人才作诗讽刺之。

“伯”出征既久，女子已经思念成疾，头痛心痛。诗言：“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女子思夫之情可谓深挚，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女子明白，周王室力量弱小，追随伐郑的陈蔡都是小国，而郑国却是诸侯中的强国，卫的“伯”充当先锋，在与郑国对阵的最前沿，十分危险。所以自从“伯”出征后，女主人公就不能“为悦己者容”，无心梳洗，整日蓬头垢面。

再加上卫宣公征发士兵，违礼逾时，更是凶多吉少。天下国家的正常秩序——礼法关系到每个家庭、乃至每个人的幸福。正是在这一点上，《诗经》超越了表达个人情感的文学形式，成为一个民族的价值指南——经！

经文：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语译：

夫君威武又雄壮，保家卫国是栋梁。丈二长殳在手中，为王前驱做先锋。

自从夫君去东征，无心梳洗乱蓬蓬。难道没有润发油？为谁打扮此容颜！

犹如久旱祈时雨，偏偏总是大晴天。念念不忘我夫君，思君头痛也心甘。

哪能找到忘忧草，把它种到屋后面。念念不忘我夫君，入骨相思最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