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杨惠芬 发布时间: 2025-01-15
经义：
《毛诗序》常用刺、美、怨等词对诗加以评价，例如说《击鼓》是“怨州吁也”，《凯风》是“美孝子也”，《雄雉》《瓠有苦叶》是“刺卫宣公也”，《谷风》是“刺夫妇失道也”，《旄丘》是“责卫伯也”等等。
当代有学者用西方文学观念理解《诗经》，将《诗经》的诗视作文学。如果《诗经》是纯文学，那是不可能被称为《诗经》的。如果用经、史、子、集四部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分类，纯文学属于集部，而从西汉刘向到清代纪晓岚，没有谁否定《诗经》作为经的地位。刘向将六艺列为中国经典的首位，高于诸子，六艺即六经，《诗经》为六经之一。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将《诗经》置于经部，没有置于集部，难道从西汉到清朝的中国文化研究者都不如当代学人具有“真知灼见”？其实是当代学人没有真正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是治国理政，中央政府承担着治理国家的全部职能，中央政府既是君，更是师，承担着社会教化的职能。西方则将教化职能交给教堂和媒体，教堂以信仰神道愚民，媒体则以鼓吹享乐消费，“自是非他”将民众导向肤浅、狭隘和堕落。
《毛诗序》通过刺、美、怨的形式，将来自民间的诗歌从日常感情的抒发升华为大是大非的教化，让《诗经》学习者确立正确的立场，引导其走向觉悟。
列为经部的《毛诗序》云：“《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郑笺》：“刺宣姜者，刺其与公子顽为淫乱，行不如禽鸟。”由此可知，《鹑之奔奔》为刺卫宣姜之作。
《鄘风·君子偕老》亦为刺卫夫人之作，诗从正面入笔，以极尽华丽的笔调来描写一位德服相称的妇女，希望她能拯救岌岌可危的卫国。《君子偕老》是以人来作比。此篇《鹑之奔奔》以鹑、鹊入笔，以禽鸟来讥刺。鹌鹑日常有固定的配偶，双双相随而处，喜鹊也是如此。可是宣姜是母，公子顽为其子辈，他们却在一起淫乱，其行为不如鹑、鹊。足见卫人已痛切至极。
公子顽与宣姜私通作恶，宣姜作为卫国的小君，当母仪卫国，她却与子辈淫乱，诗人因此讥讽她。当然，公子顽的行为也很可恶，诗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就是说公子顽无良，他以何面目作卫惠公的兄长呢？《毛诗注疏》云：“顽与宣姜共为此恶，而独为刺宣姜者，以宣姜卫之小君，当母仪一国，而与子淫，尤为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谓顽不当刺也。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亦是恶顽之乱。”
公元前546年，郑国君臣款待晋国执政赵武（赵文子），按春秋时的习惯赋诗言志。伯有就赋了这首《鹑之奔奔》，赵氏以为不合适，因为此诗涉及夫妇之事，何况当时在野外（垂陇），这些不是应让别人听到的话。事后，赵武对晋国大夫叔向说，伯有将会遭到杀戮了！诗是用来表明心志的，伯有心里诬蔑他的国君，又公开怨愤，作为对宾客的尊荣，他能够长久吗？能拖些日子就不错了。叔向同意他的看法，并预言伯有五年内必亡。三年后，酗酒无度、骄奢倔强的伯有被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阈，yù，门槛儿——笔者注），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五稔，五年——笔者注）者，夫子之谓矣。’”
从赵武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知道《鹑之奔奔》的主旨亦讽刺君主一流的人物。
诗言志，由诗可以预见未来——古贤人之心精微如此，令人赞叹！
经文：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
语译：
鹌鹑对对常相随，喜鹊双双翩翩飞，这人禽鸟都不如，怎么可以做兄长！
喜鹊双双翩翩飞，鹌鹑对对常相随，禽鸟也比他有良，怎么可以做君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