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营建东都洛邑是周人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从武王开始，周公、召公等重臣皆参与其中。为何必须建立东都，因为周人兴起于西部边陲，如果从故地宗周治理天下，对于统治东部地区可说是鞭长莫及，所以建国后要立刻建立东都。东汉郑玄看到了这一点，他注《今文尚书·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说：“岐、镐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政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唐代贾公彦《周礼注疏·天官冢宰第一》注引）

郑玄所说的“岐、镐”，指岐山、镐京这些周人故地。“于政不均”，主要是因为周人故地不居天下之中，不利于向各地诸侯征收贡赋。同时，建立都城还要考虑既有充足水源，又不至于被淹，水陆交通方便且易于防守。这些条件成周洛邑都具备。牛鸿恩教授写道：“据《尚书·洛诰》记载，成周建于洛水之北，郏山之南，在涧水东，瀍水两岸。郏山，即今北邙山，在河南洛阳北。这里北靠黄河、郏山，南靠洛水，便于防守。涧水、瀍水和洛水会合，水源充足，足以供应各方面需要。水、陆交通都比较便利，便于征收贡陚。便于和西都镐京及四方诸侯联系。”（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365页）

《管子·乘马第五》开篇专论“立国”，可以说是古代营建都城的理论总结，显得十分珍贵。作者指出，凡营建都城，不把它建立在大山之下，就要将它建在大河附近。高不可使之干旱，以便保证水源充足；低不可近于水边，以节省修筑堤防的费用。要依靠天然环境，凭借地势之利。所以，城郭的构筑不必拘泥于合乎方圆的规矩，道路的铺设也不必拘泥于平直的准绳。“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今天读来，周朝营建都城的经验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周人看来，营建王都是地理上的“建中立极”。在追述西周政制的《周礼》中，除了早佚的《冬官》，其他五官开篇都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一语，意思是说，王建立国都，辨别方向并确定宗庙和朝廷的位置，划分都城与郊野的界限，分设官职，用作治理民众的重心。

除了营建国都的理念，周初分业定居，根据不同职业划分居住地、“俾无交为”的作法也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管子·小匡》，齐桓公时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四民不相杂处，分区居住。

由于洛邑还没有被考古学家发现，所以学者们只能根据《作雒》等资料复原其基本布局（如下图）。至于本文末提到的辉煌建筑装饰，早已消逝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图片来源：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页。

经文：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士臣扑，州里俾无交为。

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亹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

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舂常、画旅。内阶、玄阶，堤唐、山廧，应门、库台玄阃。

语译：

宫城边长七百二十丈（三里），内城边长九里，外城边长二十七里。南侧以洛水为屏，北侧以郏山为靠，以此作为天下的大都。划分郊区甸服，边长六百里，连通西边故土合计千里。分成一百个县，每个县有四郡，每个郡有四鄙。大县筑城规模为王城三分之一，小县筑城规模为王城九分之一。筑鄙的规模不超百户，以便于农业生产。农夫居住在鄙，以庶士来领导教化。庶士居住在国和家，以公卿大夫来领导教化。所有工匠、商贾、衙役、庶士、家臣、奴仆，让他们在各州各里分别居住，各司其职，不相混乱。

又在南郊设立祭坛，用以祭祀上天，同时配享后稷、日月、星辰、先王，一并祭祀。分封社稷班次，诸侯承接天命于周王，要在都城中建立大社。社坛的东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央覆盖黄土。要立诸侯的时候，凿取其所在方位一边的土，用黄土包上，放在白茅之上，以此作为分封的象征，所以说从周王室受封叫作裂土。

又在都城中建立五种宫殿，包括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都设有四角曲檐、放置礼器的土台。还有重梁、两庑、栏杆、双斗、彩柱。大堂旁有小屋，有排柱，藻井画有日月，门上横梁也绘彩。殿基上凿出的台阶涂成黑色，中庭路面高起，墙上画有山云，正门和内门高台都是黑色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