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毛诗序》说，本诗赞扬夫人多恩惠，不妒忌诸侯其他地位较低的妾。这些妾按照礼法规定和诸侯同房，懂得自己与夫人贵贱不同，因此也能尽心以事夫人。“《小星》，惠乃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 郑玄注：“以色曰妒，以行曰忌。命，谓礼命贵贱。”

但通观全诗，我们看不到后宫生活的场景。文中提到“抱衾与裯”“夙夜在公”，显然是描写士大夫工作的艰苦和努力。因为诸侯国，即使低贱的妾，也不可能大晚上带着被子和床帐去侍寝。所以宋代学者洪迈认为，这首诗是写使者远行、日夜兼程，不敢怠慢君王的命令。其主旨与《殷其雷》相类似。《容斋三笔·卷第十·小星诗》：“且诸侯有一国，其宫中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闾阎（闾阎，lǘ yán，原指古代里巷内外的门，后泛指平民百姓——笔者注）贱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于床帐，势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说可谓陋矣。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与《殷其雷》之指（指，通“旨”，主旨的意思——笔者注）同。”

齐诗也认为《小星》主人公是士大夫，与韩诗同。多传齐诗遗说的《焦氏易林·未济之屯》有：“西多小星，三五在东。早夜晨行，劳苦无功。”《焦氏易林·大过之夬》有：“旁多小星，三五在东。早夜晨兴，劳苦无功。”

《韩诗外传》赞扬曾子为孝养父母，能够守经达权，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仍坚持出仕，并引用《小星》“夙夜在公，实命不同”一语，说明士大夫的时机命运与出仕之道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曾子在鲁国莒（莒，音jǔ，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一带——笔者注）邑做官时，有三秉粟子的俸禄，当时因为他父母健在，所以曾子看重俸禄，不管担当的官职是否适宜；父母死后，齐国请他去做宰相，楚国请他去做令尹，晋国请他去做上卿，这时曾子更重视他自己的志向，相对而言不再看重俸禄。一个人有才学道德，不肯出来拯救国家的危乱不可以和他谈论仁道；让自己穷困而使父母过着贫苦的生活，这种人不能和他谈论孝道。肩负重担走远路的人，不等选择舒适的地方才休息；家里贫穷，父母亲年老的人，不等选择适当的职位去做。所以说君子做事要切合时宜，抓住当务之急。古书上说：没有遇到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能竭尽心力。被人所用但不参与事情的谋划，这是因为家里贫穷的缘故。《诗经》上说：“从早到晚都为公，感叹时命有不同。” 《韩诗外传·卷一》：“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秉，古代容量单位，十六斛为一秉——笔者注）。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桥褐，同“揭骄”，急忙奔赴之意——笔者注）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天崩地裂大变革的时代。胡适等学人开始将中华核心经典去神圣化、史学化，乃至庸俗化。经学作为指导国人安身立命的千秋大法被全盘否定。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题为《谈谈<诗经>》的讲演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卷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否定经学就是否定经数千年验证的正确价值观念，大道—— “离经”必然“叛道”。胡适解释《诗经》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他竟然说《小星》是描述妓女陪客的情形。“《嘒彼小星》一诗，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 （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卷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西周礼乐文明的精华《诗经》在民国学人眼中成了青楼文学——这是对文明的背叛，是盖着学术遮羞布的野蛮！

经文：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 维参与昴。

肃肃宵征，抱衾与裯。

寔命不犹。  

语译：

天上小星微光莹，三五大星亮在东。

急急忙忙赶夜路，从早到晚都为公，感叹时命有不同。

天上小星微光莹，参星昴星亮晶晶。

急急忙忙赶夜路，抱着被子和床帐，感叹时命不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