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武王对周公所说的“五权”，实际指治国理政中的“五大平衡”，包括地、物、鄙（封地）、刑、食（俸禄）五大方面，即土地与人口规模相匹配；财物与官员编制相匹配；封邑与功劳大小相匹配；赏罚与常道常法相匹配；食俸与爵位等级相匹配。最后武王从反面论说不平衡的危害。比如土地太多就会荒芜，土地荒芜就会有外患；人口太多就会财物匮乏，财物匮乏就会有内忧。文中说：“一曰地，地以权民……地庶则荒，荒则聂，人庶则匮，匮乃匿。”

《五权》形象地反映了《逸周书·度训第一》开篇阐述的治国原则：“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圣贤制定法度，考量各种因素对全局作用的大小做出判断，权衡其轻重缓急使之合乎法度，清楚事物的本末主次确定解决问题的适合方案，这样便可以补不足而损有余。国家治理若能损有余补不足，民众就会知足常乐。

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通过损有余补不足，实现社会整体动态平衡是治国理政的目标，认为它比将经济蛋糕做大更为重要。2500年前孔子就曾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篇》）

这里，动态平衡是指合乎基本的社会自然规律以及圣贤根据这些规律制定的原则。进而言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调节都有自己的常法，都要如武王所说的“维中是以”。如果政府不能调节社会各方面，使之合乎常法，就是“失道”。

黄老道家经典《黄帝四经》指出，引导事物健康发展的方法在于掌握动态平衡，若轻重处理不当，就是失去正确路线（道）。天地之间有着永恒的规律，百姓各自从事着自己的本职，贵贱高低也都有其位置，管理臣下有确定的方法，治理百姓有既定的原则。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荣枯变换、柔刚转化是天地间的固有规律；男耕女织是老百姓所从事的固定工作；贵贱都有它们相应的位置，有才德和无才德的人不能处于同等地位；选举官吏时，职位高低要与他们的能力相符，这便是使用臣下的确定方法；去私门而行公道，这是统治人民的原则。《黄帝四经·道法》：“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在土地政策方面，中国政府授（分）田时总是力求平均分配土地，以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平衡。井田制可说是这个政策的典范，尽管在现实中它并不能够全面施行。但井田制所反映的百姓均平、社会平衡原则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面对明朝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分化形势，海瑞仍然主张：“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经文：

“五权：一曰地，地以权民；二曰物，物以权官；三曰鄙，鄙以权庶；四曰刑，刑以权常；五曰食，食以权爵。不遵奉，括食不宣，不宣授臣；极赏则淈，淈得不食，极刑则仇，仇至乃别；鄙庶则奴，奴乃不灭，国大则骄，骄乃不给；官庶则荷，荷至乃辛，物庶则橆，橆乃不和；地庶则荒，荒则聂，人庶则匮，匮乃匿。

“呜呼，敬之哉！汝慎和称五权，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

语译：

“五个平衡：一是土地，土地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二是财物，财物要与官员编制相匹配；三是封邑，封邑要与功劳大小相匹配；四是赏罚，赏罚要与常道常法相匹配；五是食俸，食俸要与爵位等级相匹配。空有爵位而无相应的俸禄，授爵就不再显扬，爵禄不显就无法吸引官员。过度奖赏财物就会枯竭，财物枯竭就发不出食俸；过度惩罚就会积累仇怨，仇怨深重就会对立反叛。封邑太多国力就会衰弱，国力衰弱者没有不灭亡的；封国太大诸侯就会骄纵，诸侯骄纵就不会敬奉君上。官员过多民众负担就重，民众负担重生活就艰辛；财物过多民众生活就奢侈，生活奢侈就难以和谐相处。土地太多就会荒芜，土地荒芜就会有外患；人口太多就会财物匮乏，财物匮乏就会有内忧。

“呜呼，恭敬啊！你要谨慎调节各类政务，以此维护常道，扶持幼子诵登上王位，使天下永久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