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诗经》之首三篇《周南·关雎》《周南·葛覃》《周南·卷耳》，囊括了中华礼义文明及其政、教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孔子云：“《关雎》，以色喻（喻，说明——笔者注）于礼。”（《孔子诗论》），“食色，性也”，好色是人所难免的，但如果对此情不加以节制，就会导致社会秩序大乱，所以要用礼法去规范——这是中华礼义文明“因人情节人欲”的基本特征。

《荀子·大略》谈到《国风》不避好色之情时说，《国风》言及爱好女色，解说它的古书说：“满足情欲而不超越社会礼法的界限，它的真诚不变可以和金属石头的坚不可摧相比，它可以放到宗庙中去演唱。”“《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愆，音qiān，超过——笔者注）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唐代杨倞注：“好色，谓《关雎》乐得淑女也。盈其欲，谓好仇（仇，配偶之意——笔者注）也，窹寐思服也。止，礼也。欲虽盈满而不敢过礼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过礼也。”

黄老道家经典《淮南子·泰族训》论及中华礼义文明“因人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时也说，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根据人情的喜好来节制修饰的。根据人好色的本性，制定了婚礼，用以规范男女之别；根据人有爱好音乐的特性，规正了《雅》《颂》之音，因而风俗不至于放荡下流；根据人民需要家室安宁、妻儿快乐的愿望，教导人们和睦孝顺，因而父子间有亲情。“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

中华文明自古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相统一。政府不仅有治国之责，还有教化之责，且教化为先，所以《周南·葛覃》说明教化的重要意义。本诗则强调了中华选举制度——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尚贤制）。

《卷耳》主旨，现存鲁说和毛说，皆言作者希望得到贤能之士，任以官职。心知臣下的辛劳，出于公心欲举荐贤能，至于忧虑勤劳。鲁说：“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毛诗序》则从女性的视角理解：“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险诐，xiǎn bì，阴险邪僻——笔者注）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卷耳》的主旨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广为人知。《左传·襄公十五年》谈到楚国任官唯贤，用人得当时，就引用了《卷耳》。作者认为，楚国公子午做令尹，公子罢戎做右尹，蔿子冯做大司马，公子橐师做右司马，公子成做左司马，屈到做莫敖，公子追舒做箴尹，屈荡做连尹，养由基做宫厩尹，以安定国家。君子认为楚国这时能够正确安排官职的人选。选举官员，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这样百姓就没有非分的想法了。《诗经》说，“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就是说能够恰当安排官职的人选。天子和公、侯、伯、子、男，以及甸、采、卫的各级大夫，各安其职，就是所说的“周行”了。“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蔿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如同当代西方流行民主政治一样，过去四千多年来，贤能政治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底色。“又红又专”的贤能难得，《卷耳》作者求贤若渴，无心采集卷耳。她在想那些外出辛苦访贤的人，怎么还没访到贤能之士归来？《孔子诗论》说：“《卷耳》，不知人。”似乎是说作者不能知人，未能找到贤能，因而感叹“知人善任”之难。

经文：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

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语译：

采呀采呀采卷耳，采了好久没满筐。

想念贤人君子啊，列位快来朝堂上。

外出求贤来到高山上，马儿跑得又累又颓丧。

姑且倒满一杯酒，仰天一饮慰愁怀。

外出求贤登上那高高的山冈，马儿累得毛发黄。

姑且倒满一杯酒，仰天一饮慰伤怀。

外出求贤来到那石山上，马儿病得倒地上。

仆人累倒在一旁，贤人啊你快快来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