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杨惠芬 发布时间: 2024-08-03
经义:
过去百多年来,《诗经》传习中最大的问题是剥离其经学的社会教化功用。忽视《诗经》产生的礼乐文明背景,化《诗经》为《诗》,以抒发个人思想情感的西方现代文学眼光阐释《诗经》。
“以文学说经”“文学化”的思路,犹如我们将西方文明的基础《圣经》当作神话故事集,这是西方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它将导致西方文明自身的陆沉。同理,我们不能将中国文明的核心元典《诗经》视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
通过《仪礼》《左传》等诸多周代文献我们知道,《诗经》不是帝尧时代的《击壤歌》《康衢谣》之类民间歌谣,在周代,它同礼、乐、歌、舞一起,用于各种庄重的礼仪活动,其首要目的是政治教化,而非后世文学作品那样个人思想情感的表达。诚如《毛诗序》所说,匡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比诗更近于实现这个目标。古代君王以诗来规范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使人伦变得敦厚,使教化变得淳美,社会风俗得以改观。“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谈到《诗经》的社会功用,政治教化,齐诗直接指出:“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关雎》列于《诗经》首编,是《国风·周南》的第一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代学者将其文学化后,《关雎》变成了贵族男子追求一位美丽姑娘的爱情诗,甚至被说成是一首柔美的爱情民歌。
这是“以今释古”。因为东西方传统社会中,婚姻首先是一种社会行为,中国人讲“合二姓之好”(《礼记·昏义》)。传统婚姻中也有男女间的欢爱,但这只是婚姻的副产品。现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从18世纪后期才开始的,19世纪以爱情为本的婚姻被浪漫化了,其影响延续至今。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写道:“直到18世纪后期,全世界大部分社会都将婚姻看作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因此不能完全由两个当事人自由做主,尤其是当他们的决定是基于爱情这样不理智又转瞬即逝的事物的时候。”(斯蒂芬妮·孔茨:《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前言,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即使我们从《关雎》本身的内容来看,它也不可能是爱情诗,因为男女在野外两情相悦之时,怎么会钟鼓齐鸣,能够“钟鼓乐之”,这描述的是贵族之家的礼乐仪式。
所以我们要理解《诗经》蕴含的思想文化密码,还是要回归汉代经学时代的《诗经》。对于《关雎》的主旨,汉代齐、鲁、韩三家诗学都认为是贤人讽刺周康王晚起,沉沦女色而作。毛诗与此相反,认为《关雎》是赞美后妃尽职于社会责任的德行。主持家族内部事务的王后希望有淑贤的女子成为君子的佳偶,其心所忧者在于进举贤女,而非沉迷色相。雅静贤能的好女子难以找到,所以劳神苦思,又不影响向善之心。希望选择到这样的好女子,与其治理好家庭,实现家庭的和谐——“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关雎》是站在后妃的女性视角写作的,描述的不是居社会统治地位的男性对美女的追求。《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疏:“《释诂》云:‘妃,媲也。’言媲匹于夫也。天子之妻唯称后耳。妃则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总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
毛诗的说法较合乎孔子本义。因为《论语·八佾》曾引孔子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与毛诗序的说法相符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的《孔子诗论》引孔子语也说:“《关雎》,以色喻(喻,说明——笔者注)于礼”
先贤认为,男女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平等伙伴关系,如日与月,阴与阳。男女之间的不同,是因社会分工不同,即男主外,女主内。从《礼记·昏义》中我们能明确看到这一点,它以“第一家庭”天子与王后的角度论述了婚姻的意义。谈到婚姻中男女间的关系时说:“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须,这里是依靠的意思——笔者注)而后成者也。”
王后的具体职责是管理后宫,以及天下的妇女事务,以使所有家庭都内部和谐、治家有方,其重要性等同于天子治理国政。只有家里、家外都和谐了,国家才能最终治理好,成就伟大的德行。《礼记·昏义》:“天子听外治,后听内治。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其名著《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描述了过去近万年来西方社会存在的两种社会模式,一是男女平权呈现为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另一种是近五千年来男性压迫女性的呈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前者的代表是古欧洲文明,它带来和平、和谐与富足。后者指印欧化了的西方文明,它带来暴力、战争、剥削和破坏。
通过《关雎》,我们看到中华礼义文明自古就提倡男女对等的伙伴关系。东西方的历史都表明:始于夫妇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会带来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是人类持久和平与持续繁荣的基础。这正是《关雎》教化主旨的伟大之处!难怪孔子感叹:“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韩诗外传·卷五》)
《小戴礼记·大学》也指出,人类基本的社会关系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夫妻在五种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一个贤惠干练、有担当的妻子有助于五种关系的和谐。南怀瑾先生说:“母教,比哪个学校都重要;中华民族需要站起来,未来的时代需要女性站出来,这不是说一定要女性来做领导的意思,而是女性作为社会的基本力量,需要培养建立女性的道德,来影响男人,影响社会与世界。……真正有品德、有才能的女子‘母仪天下’,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使社会、使世界好起来。”(王国平:《南怀瑾的最后一百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关雎》反复吟咏淑女,说明善良贤惠女子对于家庭宗族的重要——和谐众怨,为了得到这样的贤惠善良女子而夜不能寐。在王室的后宫,在民间的乡饮酒礼上,一场场关雎乐舞,如同一个母教的课堂,传播着母教文化,确立女性和谐家庭宗族的标杆。
在危机四伏的21世纪,让人类早日回归《关雎》所反映的社会模式和社会和谐吧!
经文:
求之不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参差荇菜,
语译:
一对雎鸠关关和鸣,它们栖息在河中小洲,贤淑美丽的好姑娘,君子和家兴业的好助手。
高低不同的荇菜呀,顺着水流采鲜菜,贤淑美丽的女子呀,日日夜夜都在期待。
这样的女子太难得,日思夜想来期待,想念她呀期待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高低不同的荇菜呀,左边右边采嫩菜。来吧,贤淑美丽的女子呀,大家琴瑟和鸣相友爱。
高低不同的荇菜呀,左择右择采好菜,来吧,贤淑美丽的女子呀,大家钟鼓齐鸣多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