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逸周书·克殷》和《逸周书·世俘》是两篇相互关联的文献，描述了武王伐纣的过程，包括两大阶段，一是于甲子日进行牧野之战的经过，二是牧野之战后扫荡商人残余势力，消灭其属国，并于周的国都镐京举行献俘礼的过程。

《克殷》的重点是描述牧野之战。包括“致师”、“驰商师”、祭社告神、安抚商人、迁移宝鼎等。学界根据《克殷》和《世俘》的语言特点及战争仪式，普遍认为这是西周时代的原始文献，尽管经过后人润色改动，主体仍不失原始文献面貌。（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8-241页。）清代学者唐大沛感叹：“此篇真古书也。篇中轻吕、黄钺之事，议者纷纷如，谓武王当日必无是事。沛窃谓不然。夫史臣记事，有据事直书者，有曲为隐讳者，有附会增饰者。若此篇直书其事，无庸隐讳，洵（洵，音xún，实在，确实——笔者注）为实录。盖暴主慢神虐民，天命诛之，轻吕、黄钺之事，岂云过哉？”（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239页。）

唐大沛所说的“议者纷纷如”，指从孟子开始，学者对武王伐纣血腥过程的怀疑。《孟子》读《尚书·武成》，看到武王伐纣杀人流血漂杵，以为不足信，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身处西周天下大一统秩序全面崩溃、诸侯混战的战国中期，不仅行仁义的王道不复存在，以武力支撑大一统局面的霸道亦不行。此时孟子提出建立新王的主张，为了天下的和平统一（“定于一”），带着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鼓吹仁政、王道，可谓用心良苦！从他对军事问题的看法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孟子指出，如果有人说“我善于布设战阵，我善于指挥作战”，这是罪大恶极。国君喜好仁就会天下无敌。向南征讨北方的狄人便埋怨；向东征讨西方的夷人便埋怨，说：“为什么丢下我们啊！”周武王讨伐殷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抚你们的，不是要与百姓为敌。”百姓如同山崩似的叩头。征是正的意思，人人都想端正自身，哪用得着战争呢？《孟子·尽心下》引述孟子言：“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后世学者不知孟子的时代背景和救世苦心，株守他反对战争、反对流血的观念，并将之推向极致，甚至提出“儒者不言兵”，岂不荒唐；如同我们收看战事新闻，实际上只能看到战争的一个粗浅表面，其内在的残酷和血腥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因为新闻工作者不能将过于血腥的画面展示给公众——我们若像一些网红那样极端轻视战争，乃至美化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就如同画面上放烟花，就太愚蠢和幼稚了！

仁者无敌，但战争本身是残酷的。同时，武王身处商朝末年流行大规模杀人祭祀的文化氛围中，肯定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他不可能违背当时礼制，在盛大的献俘礼中不杀人——这是我们研读《逸周书·克殷》和《逸周书·世俘》时首先要弄清楚的。

经文：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与火。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

语译：

周人集结战车三百五十辆，布阵于牧野，商王纣亲自出城迎战。武王先派遣太师姜尚和南宫伯达正面挑战商军，然后亲率虎贲勇士和战车部队从侧面冲击，大战以商军溃败结束。商纣王落荒逃回朝歌城，登上鹿台，身着天子服，投火自焚而亡。

获胜后，武王高举太白旗以号召诸侯，诸侯们全都上前叩拜庆贺，武王向他们作揖还礼。殷商的百姓和官员齐聚朝歌城外，待武王到来后，众亲贵大臣一起上前高呼道：“真是上天给我们降下福瑞啊！”接着两次行跪拜大礼，武王拜揖作答。武王先行入城，驱车来到纣王尸首处，身不卸甲，张弓射尸首三箭。然后跳下战车，用轻吕剑击刺纣王尸身，用黄钺斧斩下纣王首级，折断挂在太白旗上。接着又来到纣王二位宠妃的住所，她们已自缢身亡。武王朝她们各射三箭，用轻吕剑击刺其尸身，用黄钺大斧斩下其头颅，双双悬挂于小白旗上。取得三人首级后，武王离开商王廷回到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