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对于中国自身政治体制的描述，近百年来，国人多根据西方人文观念，将中国政治体制定义为专制或封建专制。五四运动后，此一观念还延伸到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事实上，用“专制”描述本土政治体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污名化。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可以理解为独断专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反专制”的，说中国专制，岂不荒唐。（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4页。）“封建专制”这个概念则自相矛盾，因为越是封建，越难以实现中央集权，更不用说专制了——东西方都有这个规律。

钱穆先生是较早反对将中国本土政治体制扣上“专制”大帽子的人。1974年他就明确指出：“中国之传统政治，有帝王而非专制，与西方人之政治分类有不同。”（《钱宾四先生全集：讲堂遗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489页。）

从整体上说，从政府组织结构到官员选举制度，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元首都要在法制的框架内，与不同科层的官员共同执政，除了明清外，具体总管政务的是丞相（冢宰），元首只是政治路线、大政方针的决定者。这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称为无为而治或垂衣裳而治。“道生法”，对于传统基于自然规律（天理）的法律观念，钱穆先生写道：“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4页。）

无为而治是法治化的贤能政治。这是中国过去四五千年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墨子指出，国家富强，人口众多，法治清明的根本，在于选贤任能。《墨子·尚贤下》：“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

为何中国政治没有走上西方以一人一票、党派竞争为特点的自由民主制呢？因为先贤认识到政治是一种服务人民的专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贤且能的智慧之士，如果不加以专门培养考核，任人唯亲（当代则进行民选，古希腊还曾进行抽签选举），这就如同让哑巴去搞外交，让聋子当乐师一样愚蠢。墨子雄辩地论述道：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就会找好的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就会找好的工匠，王公大人们绝不会让自己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相貌堂堂的人，来为自己治疗病马或修理弓箭。为何？因为这些人并非兽医和良匠，他们会将马治死，会把弓箭修坏。但一到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相貌堂堂的人，就加以举用。如此看来，王公大人爱国家还不如爱他的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处，没有看到大处。这就好像哑巴去充当外交官，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墨子·尚贤下》：“王公大人有一罢马（罢马，pí mǎ，意思是疲敝的马——笔者注）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

接着《墨子·尚贤下》列举了尧任用舜，汤任用伊尹，武丁任用傅说的事，说明贤能政治，任人唯贤的重要性，这里不再赘述。

经文：

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呜呼！钦予时命，其惟有终。”

　　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语译：

武丁在发布任命傅说的文告中说：“你要时时进言，辅佐我行德政。如果制作金属器物，就用你做砺石；如果要渡过大河，就用你做船和桨；如果年岁大旱，你就做霖雨；敞开你的思想，培养我的德行。如果你的药剂不够猛烈，疾病就治不好；如果赤脚走不看路，脚就会受伤。希望你和同僚同心竭力，匡正你的君主。使他能够遵循先王的道路，按照先祖成汤的治国方法来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唉！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我的文告，让我们一起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名垂后世。”

傅说回答：“按照墨绳裁取木料就能取正，君主依从正确的谏言行事就能圣明。这样，臣下不等命令就会主动进言。如此，谁敢不恭恭敬敬地顺从您的正确旨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