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军事组织结构和各项制度，是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先贤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尉缭子》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北宋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武经七书》之一。同《武顺》一样，其中的《制谈第三》专讲军制。开篇作者指出，凡是用兵打仗，必须首先建立各种制度。各种制度建立了，士卒就不会混乱。士卒不出现混乱，纪律就严明了。这样，命令一发出，成百的人都尽力战斗。冲锋陷阵时，成千的人都尽力战斗。歼灭敌军时，成万的人都协力作战，如此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它抗衡了。《尉缭子·制谈第三》：“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复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制度的关键，在于依法赏罚，集中全民力量服务于国家最高战略目标。在农业时代，要集中民力于农业生产和作战能力，如果人民能够自觉、自主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那就天下无敌了，这首先取决于军制、内政能够令行禁止。在全球大争的21世纪，这一点仍十分重要。《尉缭子·制谈第三》：“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肃号令，严明赏罚，使天下都知道不耕种的人不能得食，无战功的人不能得到爵位。这样就能使人民挥臂奋起，争先恐后地投入生产和战斗，这样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所以说，号令一经发出，就必须取信于民而风行全国。

《尉缭子·制谈第三》中军制与《武顺》不同，但二者有重要关联。上面说“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偏列”指战车的编制，二十五乘称偏，五偏为列。战车的基本单位是乘，一乘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而《武顺》的编制是，“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百人构成伯，然后按“三进制”分别设立佐、右、正、卿、辟各级官长，形成相应的军制。其中伯领导的人数相当于《尉缭子》中的“百人一卒”。

反映三代军制的《司马法》中有：“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周礼·地官·小司徒》有：“五人为伍，一伍为两。”《武顺》中的元卒显然就是三代的两，而百人之伯显然就是商代甲骨文中的百人“行”。另外《诗经·大雅·公刘》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毛传：“三单相袭也。”似乎周人先祖就有“三进制”的军制。牛鸿恩教授写道：“对于周代的‘三单’军制，现在可以认定的是，这种军制实导源于商代。在甲骨文中，商代的基本军事组织是‘行’。每行百人，常见三百人和三千人的组织，即因为分为左中右三行，还有左中右‘三师’之称及‘左旅’、‘右旅’等等，可见商、周间继承之关系。”（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215页。）

总之，《武顺》中的军制与春秋战国军制多有不同，当很古老，甚至可以上推至商代，足见《武顺》可能真如书序所说的那样，反映的是武王时代的军制。书序说：“周将伐商，顺天革命，申喻武义以训乎民，因作《武顺》《武穆》二篇。”

经文：

一卒居前曰开，一卒居后曰敦，左右一卒曰闾，四卒成卫曰伯。三伯一长曰佐，三佐一长曰右，三右一长曰正，三正一长曰卿，三卿一长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肃，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无以虑官；卿不仁，无以集众；伯不勤，无以行令；卒不力，无以承训。

均卒力，貌而无比，比则不顺。均伯勤，劳而无携，携则不和。均佐肃，敬而无留，留则无成。均右和，恭而无羞，羞则不兴。辟必文圣如度，元忠尚让，亲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极，世世能极曰帝。

语译：

一卒分队居于主力前端叫作“开”，一卒分队置于主力后方叫作“敦”，两卒分队分列主力左右叫作“闾”，四卒分队合围护卫主力叫作“伯”。每三个伯设一上级军官叫佐，每三个佐设一上级军官叫右，每三个右设一上级军官叫正，每三个正设一上级军官叫卿，三卿的上级军官就是君。君一定要英明，卿一定要仁爱，正一定要机智，右一定要谦和，佐一定要严肃，伯一定要勤恳，卒一定要努力。君不英明就无法挑选将领，卿不仁爱就无法团结官兵，伯不勤恳就无法奉行命令，卒不努力就无法接受训导。

督导卒努力，要力争上游而不结交朋党，结交朋党就不顺从。督导伯勤恳，要劳而不怨，心存抱怨就不和谐。督导佐庄肃，要恭敬而不怠慢，怠慢就不能成事。督导右谦和，要谦恭而不羞辱人，羞辱人士气就不能奋发。最高的君，则要成为道德的楷模，智慧的化身。竭诚奉公为而不争，平等爱民普施恩惠，增益德行无有止境。教言训辞严整而不妨害道德的，称为治国之君；幽明兼治，不仅能教化人，还能感化神的，称为君之极，是为君的最高境界；在此基础上，还能德传千秋福泽万代的，那就是与天地相齐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