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蔡青 发布时间: 2024-02-20
经义: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现代科学多相似之处:注重事物的普遍规律;崇尚道法自然,通过掌握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明了我们该如何作为,这就是所谓的“推天道以明人事”。
《武顺》为了说明为何军队的基本作战单元数是二十五,从天地人“三才”入手,指出军制要效法人。而人又有男和女,男数为三、女数为二,二者相合成家,所生的人就以五为度——左右手各五个手指,左右脚各五个脚趾,加上四肢和头,共二十五,就构成了作战的基本单元——一卒的人数,称为“元卒”。
今天看来,这种推导显得迂远。但在先贤的心目中,法天则地,效法阴阳却代表着“政治正确”。中华文明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品格。
《武顺》认为军事应该效法天道,“天道尚右”,所以“武礼右还(右还,就是右旋的意思——笔者注),顺天以利兵”。与地所代表的“吉礼左还”相反,所以军事(兵)被认为是“凶器”“不祥之器”,军事手段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才使用的,不能作为主动使用的手段。这种观念决定了中国军事战略的底色,铸就了数千年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包容的人文特质,影响至今。
《老子》第三十一章继承了《逸周书·武顺》武事以右为贵,认为用兵为凶事的观念,“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约成书于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称《老子》第三十一章为《偃武章》,较详细诠释了中国人的军事外交观念。在解释“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时说,“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所贵重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谓遭衰逆乱祸,欲加万民,乃用之以自守。不贪土地,利人财宝。虽得胜而不以为利美也,美得胜者,是为喜乐杀人者也。为人君而乐杀人者,此不可使得志于天下矣。”在解释“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时说:“上将军居右,丧礼尚右,死人贵阴也。伤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无辜之民。古者战胜,将军居丧主礼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贵德而贱兵,不得已而诛不祥,心不乐之,比于丧也,知后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将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尤其重要。强国只有行谦下守雌的“持盈之道”,才能守成,实现长治久安。如果依仗自己的力量,霸凌天下,迟早会败亡。据《国语·越语下》,越王勾践继承王位后的第三年就想攻打吴国。大臣范蠡进谏说:要保持国家强盛就应顺从天道,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如果违背天道,必将危害国家,损害自身。再说,好勇斗狠是违反道德的行为,攻战的兵器是不吉祥的器物,一味竞争是处理国事的下策。暗中策划不道德的事情,喜欢使用不吉祥的器物,首先向别人挑起事端的人,最终要被人所害。文中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越王勾践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结果大败于吴,险些亡国。
今天我们有些学者不懂“持盈之道”,反而迷信西方殖民主义军事外交战略。在国家走向富强的路上,不是脚踏实地研究如何学术报国,以学术造福人类,而是大肆鼓吹“美国崩溃论”“中国厉害论”,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自拔,这是极其危险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必须警惕!
经文:
语译:
天道以右旋为上,日月向西移动;地道以左转为上,江河向东流淌;人道以持中为上,耳目受心主支配。心有四肢为辅佐,身心不和谐之人称为废疾;地有五行相生克,五行不平衡之地称为险恶;天有四季相交替,季节不正常之天称为灾祸。为天之道叫作吉祥,为地之道叫作合宜,为人之道叫作礼义。顺应天者能长久,利用地者有作为,遵守礼者得通达。人道之礼和地道之宜都符合天道者,称为大吉。文礼向左转,顺应地道以利于民生;武礼向右旋,顺应天道以利于排兵;将帅坐镇中军,顺应人道以利于布阵。人,有中德的称为三,无中德的称为两。数两,意味着匹敌争斗,代表柔弱;数三,意味着居中调和,代表刚强。男子天生成数为三,女子天生成数为两。男女相结合,满五则成家室,家室成可得繁衍生息。凡为人都有一定的生成之数:左右手各握五个指头,左右脚各踏五个趾头,双手双脚合称四肢。四肢加居上首位的头得数五,五乘五得数二十五,设为军中基础作战单元即一卒的兵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