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实践的先声。

21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解决复兴中国文化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中华文明为何以国家形态持续存在数千年，其中的兴亡成败规律是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工业化的门槛上，我们为何要打倒孔家店，引入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文化有何现实意义，如何贡献于当代世界？

兹分述如下。

一、为何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生生不息五千年

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过去数千年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从奴隶制，到封建制，最后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演化则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过去5000年只经历了一种社会形态：大一统。即是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统一于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中心，进而形成一个平衡、稳定不同阶层的政治重心——中！建中立极！

大一统治道，在先贤眼中是普世大道——天道，是人性最贵、人类之所以超越其他生物的原因；荀子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是因为人生天地之间，与一般物质和生物不同，懂得节制自己，懂得礼义，建立内部差异性的和谐秩序，进而凝聚成统一的社会整体——“一”。《荀子·王制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大一统治道，是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生生不息五千年的精神基因。

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界，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天下统一于诸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天下统一于郡县。夏商周三代的封建诸侯不同于欧洲的封建领主，王与臣是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委派诸侯国相当一部分重要官员，政绩奖惩也由中央政府考核，没有欧洲封建领主的“自治国家”性质。《诗经·小雅·北山》很好地描述了当时的政治秩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指出，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正中来建立京畿，分封众多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人，而是利于中央权威的树立，广泛施行道义。“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

老子是周代史官，不仅掌管国家档案藏书，还是王的顾问。《老子》有对大一统政治的理论化阐述。他直接用“一”表示无为而治的政道。《老子·第三十九章》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正：犹言主，长——笔者注）。其致之（致之：致，这里是放弃的意思，之，指上面说的“一”——笔者注），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发，通“废”——笔者注）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高贵，将恐蹶（蹶：跌倒、失败——笔者注）。”

据《史记·乐毅列传》，战国时的河上公是黄老学派的重要人物，其注较合乎老子学说的本义。比如：

“昔之得一者”，河上公注：“昔，往也。一，无为，道之子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法本第三十九》）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河上公注：“言侯王得一，故能为天下平正。”（《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法本第三十九》）

“侯王无以高贵，将恐蹶”，河上公注：“言侯王当屈己以下于人，汲汲求贤，不可但欲贵高于人无已时，将颠蹶失其位。”（《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法本第三十九》）

河上公的注除了强调为上者谦虚下士，选贤任能外，显得过于简单。我们与《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等论述君道的经典相参，能看到《老子·第三十九章》丰富的政治学内涵。

首先，“得一”要求中央政府超越不同利益集团，代表社会整体。如同称，量东西要超越轻重本身一样。君臣各尽其职，上级依法考核下级，选拔贤能，才能实现上下和谐。《韩非子·扬权》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下以名祷，犹言臣下陈其言——笔者注）。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不二”，“执一”诸篇称“得一”为“执一”，其中明确指出，只有存在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可以看作是对《老子》“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的进一步阐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抟，凝聚、集中——笔者注）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骊马，成对的马——笔者注）者，使四人人操一策（策，马鞭——笔者注），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另外，《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还特别提出思想统一的重要性，不能依靠诸子百家的个人观点、个人议论治国，那样会导致思想混乱，国家危亡。上面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

中国历史上，一旦中央政权为各种利益集团削弱，至尾大不掉，中央政府不再站在人民的一边，被各种强大利益集团绑架时，国家就开始走向衰亡。东周的诸侯，汉魏的豪强地主，宋以后的士绅地主，都是这样的强大利益集团。

今天，有人忽视大一统的中华治道，否定过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拿着西方基于地方自治的各类理论四处招摇，这是极其危险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权容易被商业精英垄断。当今西方社会因此“失中”，具体表现为政权被少数富人绑架，国家失去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能力，中产阶级收入长期停滞，社会结构从枣核形变成哑铃形，社会分裂叠加政治分裂日益深重。

二、为何在工业化的门槛上要打倒孔家店

今日之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但这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文化而言，我们依旧没有完成时代性转化，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何以故？因为一百多年前，在工业化的门槛上，我们为了重新凝聚国家力量，集中资源完成工业化，不得不打倒中国本土腐朽且无用的传统文化象征“孔家店”，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扫清障碍！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初并没有施行其长期主张的西式联邦制，而是保留了秦以后的郡县国家结构形式，通过建立强大、全面的政治领导核心，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变成全国一盘棋，实行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善政，集中全国资源完成了内生性的工业化——这与西方殖民主义工业化过程迥异。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复兴了大一统中华治道！

请注意，五四先贤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子的思想，而是要打倒经历代梳妆打扮的、蜕变为各类特殊利益集团思想工具的“孔家店”。这是五四先贤多次论述过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1893-1986年)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就是为消除五四运动的极端派影响。在发表于1939年的《论中国化》一文中，张申府写道：“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拋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1】

哲学家张东荪意识到，腐朽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因为它过于重视人性修养，德治主义，缺乏实现之术。但其过不在孔子，因为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人，皆为实用技艺，可见当时学与术并重。那么中国文化何时变得空疏呢？他写道：“汉儒改（六艺）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于是性质乃偏于一方面去了。我以为这个关系很大。就是孔子的德治主义在精神上是对的，而问题乃在于如何实现。换言之，即以修身为本，这是不错的；不过修身以后要齐家，则必有齐家之法；要治国必有治国之术。所修养是一方面，而方法（即治术）又是一方面。决不能以其一而代替其他。孔子的大失败就在于缺少后一方面。而余疑心这个失败不在孔子自身，而在于传孔子道理的门徒。”【2】

六艺内容的变迁是中国文化及国运衰弱的原因之一，但这仍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在于，汉武帝为了在文化上实现大一统，听从一代儒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兴起的同时，制度上压制了重术的诸子百家，导致中华道术内圣与外王的断裂，重内轻外。至宋明理学家，大多只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了。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一统治道要求国家参与到市场之中，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孟子首先将义与利，王与霸等观念推向了二元对立的极端。工业时代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农业社会版——小农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这是汉以后国势衰弱的重要原因。

孔子义利并重，主张先义后利。《易传·文言传·乾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论语·述而第七》引孔子语：“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虽然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合乎道义的富贵不可以求得，那还是做我应做的事吧。

但到了孟子那里，他直接反对言利，这在《孟子》一书中屡见不鲜。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客气地问，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定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高见吧？没想到孟子直接反驳了梁惠王：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如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拥有的不算不多。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得到君位永不满足。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里孟子还主张“先义后利”。到西汉大儒董仲舒那里，已经演化为“正其谊（谊，通“义”——笔者注）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试想，国家不考虑利益，何以搞经济？不考虑功劳，何以选贤任能？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全面沉沦，至今也难以恢复。

至宋代，儒者不言利，儒者不言兵成为时尚。在两宋表面的市井繁华之下，是国家的衰弱和灭亡，大一统治道的沉沦——国家指导思想的错误，会导致怎样的恶果啊！

孟子还反对魏国发生饥荒时，移民就粟或移粟就民的市场干预手段，认为只要不干涉百姓农事就行了，自然会实现王道。尽管孟子也注意到百姓均平的重要性，但没有强大的国家干预，自由市场只会产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导致社会分裂。他说，不耽误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鱼网不到水塘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一定时节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养家活口、办理丧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百姓生养死丧没什么遗憾，这是王道的开始。《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梁启超先生对后儒的政治经济学主张总结道：“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以为国家之职责,惟在‘勤恤民隐（隐，痛苦——笔者注）而除其害’。凡足以障碍人民生产力者,或足以破坏分配之平均者，则由国家排除之防止之，余无事焉。”【3】

在“不与民争利”的口号下，背离大一统治道，反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参与市场经济成为汉以后儒家基本的经济主张。这实际代表了两汉豪强地主，魏晋门阀地主和宋以后士绅地主集团的利益——国家不干预经济，为地主阶级掠夺广大农民开了绿灯！

直到今天，还有论者认为不干涉主义是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是儒家对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何其无知！何其愚蠢！【4】

“孔家店”余孽还在，“救出孔夫子”的路还很长，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觉的！

三、中国文化如何贡献于当代世界

中国文化是基于人文主义的礼义文化，既反对禁欲，又反对纵欲，主张因人情节人欲。

西方文化则是基于神本的文化，十四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兴起，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得到肯定，却逐步走向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面——因人情纵人欲，人沦为物欲的奴隶。这是一种异化的、以神为本的人文主义。当代西方“因人情纵人欲”的文明范式在多个领域呈现出不可持续的衰势，人类需要借鉴生生不息五千年的中华礼义文明——回归“因人情节人欲”的中道。

谈到西方现代性人本主义的异化及其灾难性后果，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写道：“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当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肯定，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人类自以为凭着人类理性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主宰宇宙。原来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了。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又异化成了对自然资源财富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5】

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特质出现得很早。《礼记·表记》中孔子说夏人“事鬼敬神而远之”，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是说明普通百姓的信仰习俗。对于政治和文化精英来说，神只有“神道设教”的意义，殷人明确提出“妖不胜德”，以人为本的观念。据《史记·殷本纪》，太戊帝时，太戊任用伊陟为相。当时国都亳出现了桑树和楮树合生在朝上的怪事，且一夜之间就长得一搂粗。太戊很害怕，就问伊陟。伊陟说：“我曾听说，天地间的妖异不能战胜有德行之人，会不会是您的治理有什么失误啊？希望您进一步修正德行。”太戊听从了伊陟的劝谏，那怪树就枯死了。（原文：“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在理论层面，生生不息的中华礼义文明既从人类社会内部，也从无限人类欲望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层面维系整体动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荀子·礼论》是一篇重要的礼学文献。开头解释礼的起源时说，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不去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发生争夺就会引发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圣王厌恶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会由于物资不足而不得满足，物资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二者在互相制约中均衡发展。这就是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靠礼义，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发展也要靠礼义，这要求社会建立起自然合理的差异秩序，如果人人都完全平等，现实中就不能互相包涵容纳，社会就不能实现统一。根据职分的不同支配不同的社会资源，社会才不会陷入困境，人人得到满足。这种现实主义的平等观念，反映的依旧是人类无限欲望与有限自然资源间的矛盾。《荀子·王制》：“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澹，通“赡”，满足——笔者注），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具体操作层面，先民建立起了按照自然时节生产生活的规范——月令。月令在象征大一统的建筑明堂中发布，强化了月令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人们依照法律习俗遵守月令时序，实现道法自然，天人和谐，人与天调的大治。《管子·五行》是一篇上古月令遗文，它将月令的产生上推到黄帝时代的五行时令，文中说：“（黄帝）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今天人类活动已改变了80%的陆地面貌，人口已超过80亿。人类对资源的膨胀需求导致地球野生栖息地及物种不断减少。科学家声称，我们正处在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的边缘。

要将人类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和战争中解放出来，实现天人和谐，“天地之美”，我们就必须放弃当代西方异化的人文主义、“因人情纵人欲”的文明范式——回归中国“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文明。

除此之外，目前尚看不到成熟的、可替代当今西方文明范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1】张申府：《论中国化》，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4】李竞恒：《儒家的商业观，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收入其文集《岂有此理？中国文化新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5】楼宇烈：《观乎天文，以化成天下》，收入其文集《中国的人文信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