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应台湾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詹澈先生的邀请，我去台湾访学。

大陆许多学者都说台湾保有更多传统文化，所以此行期望很高。等同台湾学者交流后我很快发现，台湾文化研究者与大陆学者没有多大不同，都是20世纪初“整理国故”运动的徒子徒孙，都以历史的眼光、用西方学术范式解构中国本土学术体系。中国学术因此沦为西方学术的材料和附庸。

我们不是反对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但要知道，历史学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能被独尊！修习中国文化有其内在方法和理路，如立象尽意，经以载道，重实践反对虚言，重贯通反对支离（学术碎片化）等等。

过去数百年西方野蛮殖民扩张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诸多社会形态原始或早已灭绝的文明，所以西方人习惯于将这些文明作为死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但中国不同，我们是一个绵延不绝5000年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共同体，她并没有“死”，我们依旧是土生土长的炎黄子孙，怎能用西方对待外族原始文明或死亡文明的态度研究自身呢？

胡适这类留美学生长期浸淫于西方学术范式，并将之囫囵吞枣地引入到中国。结果把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义理和灵魂给弄丢了，但学人对此却并不在乎，大学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多忙着整理古籍，搞文献，搞各种“大全”、各类“藏”，花了人民大量金钱，在信息时代做愚蠢的抄书工作，目的就是骗取国家经费，这和明代搞《四书五经大全》如出一辙。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对此的批判，几乎可以平移到21世纪学林。“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资，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1】

比明朝先进的是，如今的古籍整理都成了现代产业链。大学教授是包工头，社会上的文化公司是分包商。包工头搞个目录，文化公司“研究成果”一出，钱就入了教授的口袋，名利双收。

对于“整理国故”的错误学术路线，民国学人已经有所警觉，可惜直到今天尚少有人知。1934年，哲学家张东荪撰文指出：“我以为‘整理国故’所负的使命实在很大，而可怜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完全见不及此。他们把国故当作欧洲学者研究埃及文字与巴比伦宗教一样看待，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已亡了数千年的骨董来看，所谓国学直是考古学。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取这样的态度原不足怪，最可笑的是中国人因为外国人如此，所以亦必来仿效一下，而美其名曰科学方法。我愿说一句过激的话：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国故的态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言有所谓国故，不然全是骨董。我们今天救死不遑，那里有闲暇去玩骨董呢！”【2】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内，当时许多人都主张不能失去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只有将西方的理论同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用自己的眼睛（价值体系）看中国与世界，才能做到“洋为中外，古为今用”，否则必然落入洋八股，西教条不能自拔。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

多年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一直呼吁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只有确立了文化主体意识，才能够跟其他文化交流对话，才能够真正向别人学习。在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远离学术中立，成为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集团工具的今天尤其是这样。楼宇烈教授在《人民日报》发文警告，我们有沦为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地的巨大危险！“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4】

历史的大不幸是：过去百年来，由于西方知识体系及相应学术制度的全盘引入，西方学术范式成为今日中国学界的基本范式，所以我们至今仍难以摆脱对西方学术的路径依赖。知识分子只知翻译大量西方文献，对中国人实行大水漫灌式的洗脑，至于“中国化”，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结果洋八股，西教条大行于世。知识分子在思考一个概念时，通常不会去考虑它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内涵，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概念在英语和西方世界中“似是而非”的对应意义。

党中央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引用了《韩非子·扬权》中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一语，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天下为公”大一统治道的核心观念。但在西化知识分子那里，却成为了专制主义的象征。一位知名学者在其一版再版的书中这样写道：“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这是韩非主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简要概括。‘圣人执要’，这里所说的‘圣人’是指最高当权者，这里所说的‘要’，就是指‘法’。”【5】

——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被无限曲解和污名化了！

我们提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数千年一代代圣贤“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的理念息息相关。曹魏经学家王弼注此句说：“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唐代孔颖达解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6】可是当代学人基本否定了《诗》《书》《礼》《乐》作为中华文明模式垂范千载的现实意义，它们早被肢解入西式史学、哲学、文学等专科之中。

试想，没有经学这个中华魂、数千年中华民族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用什么“化成天下”！单靠商品和武力，只会遭到别人的轻视，乃至反对！

对于我们复兴经学的努力，好多大学学者公开或背地里反对。北京大学一位爱国且善良、留美多年的教授这样劝我，不要再整理中国古典学术了，他的理由如下：“众所周知，古人的知识比今人差得很远。厚古薄今是糟糕的态度。厚中国之古而薄当今西方世界之先进更糟糕。但没人愿点醒你，权当笑话看。”

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坦诚，他道出了当代人文社科界学人智力结构的基本缺陷，即认为事物是直线发展、线性演化的，所以古代的一定落后。问题是，道固委蛇，说中国古代的东西一定落后于当今之西方，和欧洲中世纪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嘲笑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无知有何区别！

否定中华经史传统，本质是放弃了人类生物与文化协调进化的机制——放弃自我演化，这是文明自杀！

有感于过去百年西方席卷天下的文化霸权，对中华文明的长期污名化以及中国诸多学者铁打的洋奴心态，作了几首打油诗。狗尾续貂，录在这里。

诗言志。希望更多国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摆脱对西方学术的路径依赖，思想文化上独立自主，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不要再戴着西方学术内嵌的欧洲中心主义有色眼镜看中国与世界。

之一

天天骂美英，

天天学美英。

美英强盗把你打，

你夸美英就是行！

之二

美英打脸痛出声，

美英大骂笑脸迎。

美英先进离不得，

赚得美英利与名。

之三

西学体系太支离，

中华道术方圆融。

谁说胡运不当空？

神州西学舞正浓！　

注释：

【1】《日知录》卷十八。

【2】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毛泽东：《论新阶段》，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楼宇烈；《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从“仁者自爱”说开去》，载《人民日报》（2015年02月06日07版。

【5】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27页。

【6】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