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商汤、周武王推翻前朝统治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告诉一代代中国人：什么是政权的合法性？人民为何要革命？为何要造反？

在中国文化中，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某个阶级的私利，更不是蛊惑人心的竞选演说和华而不实的选票，而是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天下之公利——“公”和“中”，才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那些垄断、掠夺天下之公利，人民利益的人，就要被革命、被推翻，这就是造反之理！

这种观念影响之下，数千年来多少中国革命者，他们为了天下人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是真正的中华魂！

仲虺告诉商汤，夏桀是罪犯，因为他昏庸失德，其治理下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商王您能选贤任能，吊民伐罪，建立起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建中于民”，所以取得了天下百姓的拥护。

夏商周三代天下一统于众多诸侯国，中央王朝是天下的共主。这种政治制度下，得到众多诸侯拥戴是取得政权的根本所在。所以周文王一见到姜太公，就向他提出了用什么办法取得天下诸侯支持这个头号政治问题。

太公的回答代表了后世对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看法：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仁爱，谁有仁爱天下就归顺谁。免除人们的死难，解决人们的困难，消除人们的祸患，解救人们危急的，就是恩德，谁施恩德天下就归顺他。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就是道义，谁讲道义天下就归附谁。人们都厌恶死亡而乐于好好活着，喜好德行而追求利益，能使天下人获得利益才是王道，谁实行王道天下就归顺谁。

《六韬·文韬·文师第一》：“文王曰：‘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不过，直到汉朝初年，人们仍对商汤用武力将自己的君王流放，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心存疑问。汉景帝时有著名的“辕黄之争”。据《史记·儒林列传》，当时治齐诗的博士辕固生与黄老学派的黄生就汤武“受命”问题争论于朝廷。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而是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是受天命。

事实上，战国末年孟子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孟子指出，桀纣已经不能代表天下人的整体利益，变成了残害人民的“独夫”，所以汤武革命是合理的，并非弑君犯上。

故事是这样的：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有这事吗？”孟子回答：“文献上有相关记载。”宣王追问：“臣子杀他的君主，这样可以吗？”孟子说：“败坏仁的人叫贼，败坏义的人叫残；残贼之人叫独夫。我只听说杀了独夫纣罢了，没听说臣杀君啊。”《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古文尚书·泰誓》直接称纣为“独夫纣”。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那些脱离群众，背离人民的统治者，终将成为孤家寡人，被人民抛弃——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

经文：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语译：

“我们帮助辅佐贤能仁德的诸侯，表彰重用忠诚善良的诸侯。兼并弱小的诸侯，征伐昏聩的诸侯。凡是出现混乱和将要灭亡的方国，我们就取而代之。应该灭亡的就加速其灭亡，应该生存的就帮助其巩固统治，这样整个国家才能昌盛。

“对于德行，要勤修不怠，这样无数的诸侯就会来归顺。思想上自满了，就会众叛亲离。王上啊，得将您高尚的品德昭示出来，建立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重心、中央政府，用道义来判断事情是否可行，用礼数来约束内心，把这些治理之道传给子孙后代。我听说：‘能够虚心向人学习的人，才可以为王；骄傲自满，说别人赶不上自己的人，一定会灭亡。谦虚好问，收获就多；刚愎自用，所得就少。’

“我们要慎始慎终啊！时刻谨遵天道，去扶植守礼崇义的明君，消灭昏聩无能的暴君，这样才能永葆我大商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