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证明：如同《尚书·洪范》是洛书的说明文字，《管子》中的“幼官图”即河图，《管子·幼官》是河图的说明文字，是对《洪范》第一畴“五行畴”的深入阐发——河图与洛书互为表里。

河图洛书都重视中央土，第五畴的“皇极”，认为选贤任能，建立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重心、承担治理和教化功能的中央政府，是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中之重。“定于一”，有了稳定的政治重心才有政治体制的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华大一统政制绵延不绝四五千年，至今仍雄居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因。

先贤认为大一统治道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法则——生生不息的天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成就天地之大美！其实践要遵循大一统政制下的大一统的知识体系，而河图洛书代表的上古知识体系是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

时间女神会将历史装扮成神话。三代治国理政的大法河图、洛书就是这样。

据《今文尚书·顾命》，三千年前周康王在先王之庙举行的即位大典上，就陈列有国宝河图。到孔子时代，河图已成为神秘莫测的祥瑞，尽管在孔子心中河图的意义仍非同寻常。孔子感叹，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中没有出现河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论语·子罕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西汉刘歆指出《尚书·洪范》是与洛书相关的治国大法。《汉书·五行志》开篇写道：“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

“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是说三代圣王都遵循治国大法《洪范》，将之视为真谛。依传《洪范》的箕子所述，《洪范》自大禹时代出现后，为夏、商、周三代所珍视——后世关于《尚书·洪范》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有专著问世。

为何这样？因为《洪范》阐明了中华大一统政制，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源于宇宙自然根本秩序的天道。它具有超越时空的真理性。《尚书·洪范》和《史记·周本纪》都说，文王建国后第十三年，武王灭商后二年，武王向箕子寻问治国安民之道，商朝灭亡的原因，作为商朝遗老，箕子不忍心说故国坏话，于是只和武王谈论治国存亡的道理。武王也感到不好意思，因此他只向箕子询问了天道，这就是《尚书·洪范》。《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等到宋代河图、洛书的图一问世，学人很自然地将《洪范》与洛书联系起来，并复原了洛书图文。下面是南宋蔡沈《洪范九畴数》第一帙中的“九畴本洛书数图”。

刘歆认为伏羲受河图而画八卦，这里的“画”当包含阐发的意思，考古材料也证实八卦符号源自数字，与河图没有直接关系。《春秋纬》中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汉代尚有人传授有关河图、洛书的知识，《后汉书·杨厚传》记载，杨厚的父亲杨统“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如果河图也有如《洪范》解释洛书那样的文字，那么它在哪里呢？

一、幼官图即河图，《幼官》是河图的解说

在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管子》中有两篇十分重要且奇特的文章，《管子·幼官第八》和《管子·幼官图第九》。

说它重要，因为二者是《管子》一书的总纲，用黎翔凤先生的话说，《幼官》是《管子》一书的“脑神经中枢，理论体系由是出焉”。【1】

黎先生将《管子》分为六大板块，包括政治、法令、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兼有政治理论内容的故事。

政治以《牧民》为主，《治国》《权修》《山权数》《山至数》《揆度》《禁藏》《霸言》《霸形》《立政》《正世》《入国》《度地》《九守》《轻重乙》《问》《版法》《七臣七主》《君臣上》《君臣下》次之。《枢言》类似此板块的序论。

法令以《法禁》《任法》《明法》《重令》为主，《四时》《正》《正世》《版法》次之。

经济以《国蓄》为主，《山国轨》《乘马》《巨乘马》《乘马数》《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次之。另外《海王》为盐铁专篇；《地员》为农业专篇。

军事以《参患》《七法》为主，《地图》《八观》《制分》《九变》《势》《山国轨》次之。

文化以《幼官》《水地》为主，《侈靡》《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时》《五行》次之。

故事以《小匡》为主，《大匡》《中匡》《戒》《四称》《封禅》《桓公问》《问》《事语》次之。

在黎先生看来：“全书每一篇皆可于《幼官》寻其脉络。以《牧民》言之，‘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似与《幼官》无关系。然务在四时，即春发五政，夏秋冬皆有之……”【2】

说它奇特，是因为《幼官》《幼官图》是前后相连的两篇，除了个别字，内容几乎全同。只是段落安排顺序有别。

《幼官》按四季配以方位记述，先分别记每季中的治国之道文事，再分别记每季中的治军之道武备。四季之外，还有一个中方，因为更具基础性地位，所以先述中方。中方与四季不同，没有节气。

《幼官》四季顺序是大家熟悉的春夏秋冬，如下：

图方中（文事）-图东方方外（春文事）-图南方方外（夏文事）-图西方方外（秋文事）-图北方方外（冬文事）-图方中（武备）-图东方方外（春武备）-图南方方外（夏武备）-图西方方外（秋武备）-图北方方外（冬武备）

《幼官图》强调图本身的分布方位，这似乎是二者文字重出的原因。其记述顺序如下：

图西方方外（秋文事）-图西方方外（秋武备）-图南方方外（夏文事）-图方中（文事）-图北方方外（冬文事）-图南方方外（夏武备）-图方中（武备）-图北方方外（冬武备）-图东方方外（春文事）-图东方方外（春武备）

显而易见，《幼官图》一定有图存在，所以自1956年郭沫若先生出版《管子集校》以来，学者们一直试图恢复它。由于不知图为何物，学人忽视《幼官》中“文在图外”的事实，干脆以文代图——古人重视书与图，怎会混同图与文!

比如张固也先生恢复的《幼官图》，仍未能摆脱郭氏的逻辑：

图片来源：张固也：《论〈管子·幼官〉和〈幼官图〉》，收入《齐鲁文化研究》第3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黎翔凤先生指出，《幼官图》《幼官》不仅与《尚书·洪范》有关，还与洛书有关。他写道：“《幼官图》与《幼官篇》文字相同，重复不合理，古人决不如是之愚蠢。以屈原祖庙及长沙轶侯墓画绢例之，《幼官图》是图。是照《幼官篇》文字绘图于壁，即用《幼官篇》文字说明之。《幼官图》即是此意。郭沫若误会文义，用文分列为图而不言五帝、五兽之形象，非是。且篇中数字之意义即用《洪范》，其图为《洛书》。各书有《洛书图》，而不知即在《管子·幼官篇》中。可知图不仅是画像，即黑白点亦为图。”【3】

《幼官》中的数字、方位等与洛书迥异，而与河图相同，所以《幼官图》显然是河图，而非如黎先生所说的洛书。其数字、方位与季节的对应关系如下：8，东，春；7，南，夏；9，西，秋；6，北、冬。而洛书的数字分布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黎先生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可能是他认为“篇中数字之意义即用《洪范》”——《洪范》的图是洛书。

事实上，日本学者猪饲彦博（1761-1845年）早就猜想：“此图中央及四方，各有本副，其数总十，应如后世所传河图之方位也。”【4】

《幼官图》《幼官》的时节是按五行顺序排布的，充满了阴阳五行色彩，却没有出现金、木、水、火、土五行。从文中五、六、七、八、九这几个不同时节主导的数，我们可以推知五行的方位合于河图，而河图的五行是按《洪范》第一畴“五行筹”的顺序排列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西汉孔安国解释《洪范》第一畴时说五行之数“皆其生数”，唐代孔颖达的疏明确将五行与四季对应起来，还说明了五行排序的原因。《尚书正义·洪范》：“《易·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天一生水对应《洪范》的“一曰水”，以下类同——笔者注），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如此则阳无匹，阴无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阴阳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谓之成数也。《易·系辞》又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谓此也。又数之所起，起於阴阳。阴阳往来，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极，阳来而阴往。冬，水位也，以一阳生为水数。五月夏至日北极，阴进而阳退。夏，火位也，当以一阴生为火数。但阴不名奇，数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阴生为火数也。是故《易说》称乾贞於十一月子，坤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当为阳来。正月为春木位也，三阳已生，故三为木数。夏至以及冬至，当为阴进。八月为秋金位也，四阴已生，故四为金数。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阳已生，故五为土数，此其生数之由也。又万物之本，有生於无，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为渐。五行先后，亦以微著为次。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亦是次之宜。”

唐代河图久已失传。孔颖达以为五行排列按物质由微及著排布，显然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河图数理的缘故。这里我们能明确看出，河图的文字说明《幼官》实际是对《洪范》第一畴“五行畴”的深入阐发！

关于《幼官》（河图）与《洪范》（洛书）的关系，我们依古人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的书写习惯，制图如下——这当更接近真实的《幼官图》。

二、形式、内容上河图与洛书互为表里

一个长期困扰学人的问题是，明明《幼官》《幼官图》讲的是“由天道推演人事”的月令，为何以“幼官”命名呢？如果以月令颁布地点为名，也应称为“明堂”。东汉蔡邕《明堂月令记》说得十分清楚：“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兴王政也。”《后汉书·律历志》也说：“若夫用天因地，揆（揆，kuí，本意指测量方位——笔者注）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

不同时代的明堂有不同的名称，可能成书于汉末的《三辅黄图》罗列达七种：“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可以看到，没有一个能够和“幼官”对上号。

黎翔凤先生治学严谨，认为《管子》中有幼通“幽”的用法，《礼记·曲礼》有“在官言官”，东汉郑玄注：“官，谓版图文书处。”所以“幼官”即是殷朝的“阳馆”，《幼官》所述乃殷制。这实在有些牵强。

郭沫若先生认为，《幼官》北方方外文字中两次出现“玄官”（当作“玄宫”），一次出现“玄帝”，且金文“幼”字与“玄”极相似，《管子》一书多次将宫写作“官”，所以“幼官”乃“玄宫”的误写。这是有道理的。【5】

但郭沫若先生没有解释以《玄官》命名的原因。这是因为，明堂北出之堂为玄堂，明堂的排布以洛书为序，正北方为第一畴五行畴，河图文字说明《幼官》以五行畴为根本，当然要以《玄官》命名。玄宫即玄堂。《吕氏春秋·孟春》有“天子居青阳左个”，东汉高诱注：“青阳者，明堂也。中方外圆，通达四出，各有左右房，谓之个。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玄堂。玄堂，即玄宫也。北方属水，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幼官》中的“玄帝”即颛顼。《艺文类聚》引《随巢子》：“昔三苗大乱，天命夏禹于玄宫。”玄宫对夏人意义特殊，这或许是其不仅重视洛书，也重视河图的原因之一吧。

《大戴礼记·明堂》引古书《明堂月令》文，说明堂诸室分布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这是洛书方位。清代经学家胡渭依《礼记·月令》《大戴礼记·明堂》等绘出了明堂九室图。如下：

图片来源：清代胡渭《易图明辨·卷二·九宫》。

《礼记·月令》天子十二月所居依洛书九宫，但各季成数却是按河图，即春“其数八”，夏“其数七”，秋“其数九”，冬“其数六”，这里河图与洛书互为表里。

不仅在形式上，内容上洛书与河图也密切相关。二者都重视中央土，第五畴的“皇极”，认为选贤任能，建立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重心、承担治理和教化功能的中央政府，是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中之重。“定于一”，有了稳定的政治重心才有政治体制的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华大一统政制绵延不绝四五千年，至今仍雄居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因。

《幼官》开篇即述“方中”文字，指出：“常至命（常至命，犹言能尽其性命，无为而治——笔者注），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定生处死，谨贤修伍，则众。信赏审罚，爵材禄能，则强。”并总结说：“发善必审于密，执威必明于中。”这里的“中”，既有中正的意思，亦当有“皇极”，政权重心的意思，否则无法实现真正的中正。

如前所述，《管子》军事以《参患》《七法》为主，其中《七法》“为兵之数”与《幼官》“方中”武备部分高度相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幼官》与《洪范》一样“尚中”。张固也先生曾列表说明，《管子·七法》的相关内容直接从《幼官》方中、及其他四方武备部分依次提取出来，顺序也是春夏秋冬、东南西北，战国以前学人似乎对《幼官》的意义有明确的理解。如下表：

图表来源：张固也：《论〈管子·幼官〉和〈幼官图〉》，收入《齐鲁文化研究》第3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三、河图洛书代表的知识体系是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

通过对古代式盘和《太一生水》这样的出土文献研究，我们知道河图、洛书是古人的一种宇宙模式。【6】所以先贤认为河图、洛书阐发的大一统治道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法则——生生不息的天道。颁布于明堂的月令则是与地道、人道并列的天道具体体现。《淮南子·泰族》上说：“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参五，即“参伍”，交互错杂，加以验证——笔者注）。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菑，通“灾”——笔者注）。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墽，qiāo，古同“硗”，土地瘠薄——笔者注）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

《大戴礼记·盛德》一言以蔽之：“故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

另据《大戴礼记·明堂》，明堂社会生活中有中枢地位，兼具发布政令、宗庙和大会诸侯等多种功能。从三千年前的周公时代起，它就成为制礼作乐、政教统一、天下大一统的象征。《逸周书·明堂解》记载，周公摄政天下太平、归政成王前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在明堂大会天下诸侯。明堂，是标明诸侯尊卑的地方，所以周公建造了它，并依明堂位置安排朝会诸侯——制定礼仪，创作礼乐，颁布度制量制，从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自献上他们的物产。“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

《幼官》北方方外有朝会诸侯的更详细内容，与《逸周书·明堂解》相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不过《幼官》有更强烈的神道设教色彩，比如谈到维系和平，它就以北方玄宫之帝颛顼的名义：“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师役。”六会时要求各诸侯交纳贡赋，也说：“以尔壤生物共（共，通“供”——笔者注）玄官，请四辅，将以礼上帝。”

这说明《幼官》的出现年代可能更早。《管子·五行》同样是一种五行时令，它以五行分一年为五季，每季72天，配之以五官。作者将这种不出现四季的五行时令上推至黄帝时代。据说黄帝从蚩尤那里得到了关于天道的知识，然后制定历法，设官施政，天人实现了和谐统一。文中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成就天地之大美！其实践要遵循大一统政制下的大一统的知识体系，而河图洛书代表的上古知识体系是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中华核心原典六经也起源于河图洛书，《六艺论》直言：“六艺者，图所生也。”

今天，诸多学者否定中华文化政教大一统的知识体系，认为古人比今人差得远，中国比西方差得远，以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政教）分立为特征的当代西方知识体系才“先进”——这是怎样的荒唐和愚蠢啊！西方没有经历过大一统政制，又如何将它们的知识体系生搬硬套在中国身上呢，又何“先进”之有——搞本本主义，生吞活剥西方学术思想，过去一百多年来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灾难啊！

否定源于河图洛书的中国本土知识体系意味着中华道统文脉的断绝，意味着中华治统政制的断绝——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不知道、不得不警惕的！

注释：

【1】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序论”第21页。

【2】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序论”第21页。

【3】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2页。

【4】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页。

【5】《郭沫若全集·管子集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8-190页。

【6】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载《中国文化》1991年1期；翟玉忠：《从“太一生水”看黄老之学的特点》，收入拙著《文脉寻根》第一卷，华龄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