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胤征》发生的背景十分复杂。结合《左传·襄公四年》《史记·夏本纪》等书记载，我们知道启的儿子太康时，夏中央政权衰弱，朝政被东夷的有穷氏国君后羿所夺。但夏人仍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拥有四海。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政局糜烂，连自尧舜时代以来世代职掌天文历法的羲氏与和氏都出了问题，他们整天饮酒作乐，尸位素餐，日食都没有预测出来。

要知道，日食天象在当时是国家大事，从天子到庶人，都要参与到“救日食”的活动中。按照夏朝法律规定：历法所预测的天象若不精确，无论早于或晚于实际情况，都要把制定者杀掉，不能赦免。“《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胤侯奉王命出征，讨伐羲氏、和氏。

《胤征》实际是《胤誓》，南宋蔡沈《书经集传》注意到这一点：“《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实即誓也。”似乎当时礼乐征伐仍可以从天子出，尽管后羿手握实权。

为何要对天文历法管理者的失职大动干戈？在中国文化中，天与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时的“高科技”天文历法（历数）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王朝天命之所在。因为历法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的进行，经济基础不稳定，王朝也就不稳定。《大戴礼记·夏小正》是夏朝的历法，称为小正，正者，政也。大政即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处理好大政的条件是小政，即发展经济。

据《论语·尧曰》，尧禅让王位给舜，舜禅让王位给禹时都曾说过：“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段话大意是说，天的历数大命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正确路线吧！假如天下百姓都艰难到了极点，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完结。

在总结天地自然知识体系的《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天文、历谱分别居于第一和第二位，足见古人对于天文历法的重视。《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天文类小序说，天象是用来测定星辰位置和日月五星运行规律，记录吉凶的征兆，让圣明的君主作为施政的参考。“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如同许多中国人不理解宗教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一样，十九世纪的西方人对天文历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大惑不解。弗兰茨·屈纳特这样写道：“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做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眼中是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从个人的生老病死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如果说西方文明是围绕神学-宗教建立起来的，那么中华文明就是围绕天文历法-天道建立起来的——掌握王权就要掌握天道，掌握王权就要掌握天文历法。谈到中国古代天文与王权的关系，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教授总结道：“垄断的、独占的通天手段，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成为王权的象征。因此，如果谁对天学——古代中国最重要的通天手段——的垄断被打破，就意味着他的王权受到挑战并且被削弱了；反之，如果谁试图建立新的王权，则拥有自己的通天手段是他的当务之急。《诗·大雅·灵台》所咏周文王建造灵台之事背后的千年文化隐义，由此豁然明朗，得到充分阐释。而天命的确认(也就是王权的确立)，除了依靠经济、军事实力和‘有德’之类的道德优势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资本即拥有独占的通天手段。”（江晓原：《天学真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羲氏、和氏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会瓦解国家的经济基础，直接威胁到了天下的秩序以及王权的合法性，国家当然要兴师问罪。

经文：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语译：

仲康即位后，任命胤候为大司马掌管军队。这时，掌管历法的羲氏、和氏在自己的封地纵酒享乐，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仲康派胤侯去征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