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据书序，我们知道本文是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告诫弟弟周公禁绝五种招致战祸的行为。“文王既没，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内政与外交相割裂。内政强调自由民主，人人平等，外交则强调非人道的不择手段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中国古典外交理论不是这样，它内外一贯，强调内政与外交的一致性，内政和谐是军事外交胜利的前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的《曹沫之阵》一言以蔽之：“有克政而无克战。”

《曹沫之阵》是新见的战国兵书，1994年底入藏上海博物馆，内容是春秋时期鲁庄公与曹沫讨论治国用兵之道。

鲁庄公问曹沫，自己想跟邻国齐国打仗，要如何布阵守边。

曹沫却认为，获胜的关键不在兵阵，而在于政治、谋划。对于鲁国这样的弱国来说，首先不是攻打别人，而是保卫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除了用货财美女从内部瓦解敌人外，我方城郭要修整好，铠甲、兵器要准备好，且有必战之心。这就要求内政方面做到“三教”，实现三种内部和谐，一是政治经济的和谐，和于邦；二是军队领导机构的完善，和于军；最后才是排兵布阵要严整，和于阵。

文中说：“（庄公）问于曹沫曰：‘吾欲与齐战。问阵奚如，守边城奚如？’曹沫答曰：‘臣闻之，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阵。三代之阵皆存，或以克，或以亡。且臣闻之，小邦处大邦之间，敌邦交地不可以先作怨，疆地毋先而必取□焉，所以拒边。毋爱货资子女，以事其便嬖，所以拒内。城郭必修，缮甲利兵，必有战心以守，所以为长也。且臣之闻之，不和于邦，不可以出舍。不和于舍，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战。是故夫阵者，三教之末。”

如何“和于邦”呢？君主要承担起为人民父母的治理责任，不要耽误农时，不要夺取人民的利益，根据臣子的功绩给予相应的奖励，对有罪的施以刑罚，对有功的赐予爵赏。对待群臣，贵贱统一标准，给予俸禄也不违背这个原则，一视同仁。《诗经》上说，恺悌君子是人民的父母。曹沫原话：“毋获民时，毋敓（敓，duó，古同“夺”——笔者注）民利。陈功而食，刑罚有罪，而赏爵有德。凡畜群臣，贵贱同等，禄毋背。《诗》固有之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此所以为和于邦。”

后面庄公和曹沫还讨论了如何和于军、和于阵。我们不在此详述。

传世兵法《吴子》中，吴起的国家战略与曹沫的相关论述相似。《吴子·图国第一》引用吴起的话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陈，同“阵”——笔者注）；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吴子》中有“四教”，多了“和于战”，当是讲战争时机等等。《曹沫之阵》尽管没有单列“和于战”，但有相关细致论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与《吴子》《曹沫之阵》不同，《柔武》先从反面“五禁”的角度论述如何维持安定和平，最终目的都是以内政之柔克外敌之刚，达到“柔弱胜刚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

所以，战略不仅是刀尖上的哲学，更是仁爱的哲学——非大仁大义者，不足以言兵。

经文：

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维在文考之绪功，维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曰王观幸时，政匮不疑；二曰狱雠刑蔽，奸吏济贷；三曰声乐□□，饰女灭德；四曰维势是辅，维祷是怙；五曰盘游安居，枝叶维落。五者不距，自生戎旅。

“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以成为心，以决为计，以节为胜。务在审时，纪纲为序。和均□里，以匡辛苦。见寇□戚，靡适无□。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

语译：

武王元年一月中上旬，武王召见周公旦，对他说：“唉，我们要赓续先王的未竟功业，全面禁绝五种祸患。不禁绝五种祸患，民众就会失控作乱。五种祸患是：一、国君消极无为，侥幸自欺，国政走向衰败也不忧虑反省；二、贪官污吏索贿谋利，刑罚不公；三、纵情歌舞迷塞心窍，贪恋女色丧失道德；四、见风使舵依附强权，依赖祈祷迷信鬼神；五、贪图享乐荒废政务，失去臣民的辅佐和拥护。这五种祸患不禁绝，就会招致兵灾战乱。

“所以必须以德行为根本，以仁义为处世法则，以诚信为行动指南，以成功为理想，以决断为谋略，以节制为胜利。关键在于审时顺势，并以法度为纲。协调乡里，均衡利益，以救助劳苦大众。遇到来犯之敌人人奋起反击，就没有什么敌人不能打败。战胜敌国就像春雨润物一样自然而迅捷，根本用不着动用金戈战鼓。善于作战的并不需要摆开阵势搏杀，所以叫做以柔克刚的“柔武”。大国柔武，四方诸侯没有敢于违抗的，自然会拥有整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