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我们要理解《五子之歌》，需要参考《大禹谟》，二者的精神内涵一致，代表了虞、夏时期的基本治国理念。

甚至《五子之歌》的行文顺序都大体依据《大禹谟》第一部分（由开头至“时乃功”），这部分舜、益、禹三人阐述了治国安民的几大要点。

政治的关键是走群众路线，以民为本。执政者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禹谟》帝舜说，帝尧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考察民情，听取百姓的心声，给孤苦无依的人以生活保障，帮助贫穷的人。“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 《五子之歌》第一首歌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稽于众，舍己从人”不是说执政者放弃教育民众、领导民众的职责，一切都听从百姓的，顺从百姓；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考察这些意见的是非，自己不对的地方，立即改正。唐代孔颖达《正义》解释说：“为人上者考於众言，观其是非，舍已之非，从人之是。” （《尚书正义·虞书·大禹谟第三》）

我们不能将西方民主等同于中国民本观念。西方民主选举也注重民意，但多党竞争要求政治精英迎合民众，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明确反对这样做。《韩非子·显学》指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这里的 “适民”，是迎合民众的意思。

治理国家的目的是造福民众，利于民众，而不是从短期利益出发去迎合民众，满足民众的一时欲望。为何这样呢？韩非子认为，一般民众本性（人情）厌恶劳苦而喜好安逸。只求安逸诸多事业就要荒废，事业荒废社会就治理不好。社会治理不好国家就要混乱；如果赏罚不能实行，国家事业就必定得不到发展。“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韩非子·心度第五十四》）所以治理民众要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并不以满足民众一时欲望为转移，目的是给民众带来长远、实际的利益。当君主对民众施用刑罚的时候，并不是憎恨民众，而是从爱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令行禁止，民众就安宁；赏赐太滥，奸邪就滋生。《韩非子·心度第五十四》：“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

《五子之歌》第二首歌以太康为教训，反对过分沉湎于酒色安逸。即《大禹谟》说的“罔游于逸，罔淫于乐”。

后面三首歌大体是从《大禹谟》大禹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依次论述的。据孔安国传：“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 （《尚书正义·虞书·大禹谟第三》）善政的标准是：政治路线正确、大力发展经济、社会生活富足。

西方文明由于外族入侵、贵族专制统治等历史因素，国家与社会长期割裂，而大一统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政经一体、政教一体，政治、经济、教化三者相和谐（《大禹谟》所说的“惟和”）才是社会治理的目标——过去是这样，21世纪的今天仍然应当是这样！

经文：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语译：

第一首歌唱到：“先祖大禹早就告诫过我们：对待百姓，要亲近，不能疏远，更不能蔑视他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我心目中，众多普通男女的能力都比我们强，他们的利益也高于我们的利益。小看大众的能力、无视大众的利益，治国者就会犯错误。一个人出现了三次过失，仍不反省，难道真的想让天怒人怨吗？应该防微杜渐，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我们管理百姓，没有敬畏之心，就像用腐烂的绳子驾驭着六匹马一样，随时都可能脱缰。想到这些，你还能不敬畏？”

第二首歌唱到：“祖先大禹有这样的教诲：身为君主，在宫内不要沉湎女色，在宫外不要痴迷游猎。不要纵情饮酒不知节制，不要沉迷歌舞不知满足，不要久居深宫，与民众生活脱节。因为作为君主，哪怕染上其中的一种劣习，没有不亡国的。”

第三首唱到：“想当年尧帝，由冀州而统有天下。现在太康不仅不遵循尧帝的治国之道，还扰乱了尧帝所建立的法规制度，自取灭亡!”

第四首唱到：“我们的先祖大禹十分英明，他是各诸侯国的天子。在位时健全完善了治国的典章法度，传给他的子孙。征赋和计量平均，使民用物资不缺，政府官库丰足。现在这些法度和传统都遭到了破坏，难道我们的国家该灭亡了吗！”

第五首唱道：“唉!我们能去哪里呢？一想到这点我就感到悲伤。天下的百姓都痛恨我们，我们还能依靠谁？惭愧啊！没有遵守祖制，没有施行德政，现在后悔了还能补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