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能与科学相媲美。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周遭的一切，也改变了我们认知自身及社会的方式。

科学如此盛行，在许多人眼中它简直成了真知的唯一源头，尽管近代科学形成于十七世纪的伽利略时代（1564-1642年）。以至人文社科领域也开始依照科学范式改造自己，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因为现实社会不同于物理世界，很难进行人为控制和实验验证。

或许因为近代欧洲文明对科学的卓越贡献,所以许多人认为科学乃至科学精神都是西方专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仅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西方科学的产生，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哲学也是催生现代科学的重要因素。美国研究阿拉伯文明的学者乔纳森•莱昂斯指出：“就像难以捉摸的将贱金属变成黄金的‘万应灵药’（来自炼金术士的用语‘al-iksir’)那样，阿拉伯科学将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识别了。这是几百年来欧洲第一次睁开自己的眼睛，放眼观察其周围的世界……阿拉伯人的科学和哲学帮助基督教世界从愚昧无知中解脱出来，并且使真正的西方思想得以形成。”【1】

阿拉伯人将用理性、哲学看待世界的观念传到了欧洲，欧洲从阿拉伯人那里借鉴了用数学描述自然的方法——这些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包括哥白尼写《天体运行论》的时候，也应用了波斯天文学家图斯（Nasir al-Din al-Tusi，1201-1274年）的研究成果，因为图斯在1260年左右论证其双圆理论的证据，跟300年后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论证同样几何点时所用的证据，其名称一模一样。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欧洲人对科学的贡献。比如图斯的宇宙仍以地球为中心，哥白尼则将宇宙中心置于太阳附近——这种观念突破是革命性的。

显而易见，即使像科学这样带有深刻西方烙印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人没有最早走上现代科学之道，我们应海纳百川、谦虚地向别人学习，而不是如今天有些人所做的那样，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否定西方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说这些人“狭隘”，是因为他们除了否定别人，并不能认识自己的优秀之处。他们不知道近代科学基于数学和实验，而包括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在内的许多真知基于经验的累积；除了西方现代科学，人类文明还有另一座高峰——中华道术！

那是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相表里的大一统学术体系，一种关于天与人、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整体学问，先哲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因为除了中华文明，人类其他文明仍然以神道为基础，所以这种基于理性，超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地域文化的知识体系长期被埋没，在当今的中国它尽乎到了“日用而不知”的地步。

最早描述内圣外王道术知识体系的是《庄子•天下篇》，它直接称道术为内圣外王之道。梁启超(1873-1929)评论道：“‘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2】

道术知识体系包括哪些方面呢？大致有三：一是古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这在史官那里保存着；二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主要保存在邹鲁的学者那里；三是诸子百家之学，它们分别包含道术的某一个方面，就是《庄子•天下篇》评论诸子百家时总要说的“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搢绅，即插笏而垂绅的儒服——笔者注）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不幸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时代，内圣外王知识体系的分裂已经十分明显，就如同人的各个感官一样，不能相通了。结果道术变成了只研究某一方面学问的“方术”，学者多成为偏于某一专科的“一曲之士”。对于内圣外王的知识体系——道术整体，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庄子•天下篇》感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郁，积聚阻塞——笔者注）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反，通‘返’——笔者注），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道术决定了中国学术体系会通的特点，崇尚“通儒”。不仅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领域相会通，经史子集也互相会通。《礼记•学记》专门讲教育与学习之道，其中明确提出“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大德不官’者，大德，谓圣人之德也。官，谓分职在位者。圣人在上，垂拱无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不官而为诸官之本；‘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谓圣人之道也。器，谓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圣人之道弘大，无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为诸器之本也。《论语》云‘君子不器’，又云‘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是也。”【3】

钱穆先生总结道：“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学之能专，尤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得其部分之智识。”【4】

现代西方学术正好与以道术是主体的中国古典学术相反，前者重分科，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工业社会分工的细化，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已经到了严重碎片化的程度。所以，内圣外王的道术知识体系成为西化大学学者怀疑、嘲弄的对象，动不动就以“无条理”、“不专业”视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列子•说符篇》），今天看来真是这样啊！

近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恢复中华道术——内圣外王的知识体系，为国立学，这是中国文化安全与文化强国的基础。其主体可以用“孔门四科”来描述，即重内在智慧修养、为百家所推重的德行科，重外在社会治理的政事科（主要包括黄老、法家），联结内外的言语科（主要包括名家、纵横家），以及这三科的总纲文学科，它以经学的中心。我们发起大《六经》工程，目的在于研究经学，通过经史互参，贯通经子，纲举目张，全面复兴中华古道术——这一人类最为高度发展的知识体系。要知道，在西方世界主导的当代知识体系中，信仰与理性、自然与社会诸多学科间仍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

也只有中华道术，能够超越西方排他性的地域、宗教文化，成为天下大一统和人类持久和平的粘合剂。2300年前先贤就阐明了这一点。《司马法》是公元前四世纪齐威王时大夫“追论”三代《司马兵法》而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提到人的性情因地方而不同，通过教化可以形成一个地方的风俗，但风俗各地方也不同，只有道术才能改变一个地方的习俗，实现天下一统，六合同风。《司马法•严位第四》：“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宋代兵学家施子美注解说：“传曰：‘五方之民各有性。故齐性刚，秦性强，楚性弱，燕性悫（悫，音què，诚实、谨慎——笔者注），三晋之性和。’是五方各有性也。性虽随其方，人各随其州而异焉。传曰：‘以俗教安则人不偷。’故太公在齐尚贤而易俗，伯禽在鲁简礼而因俗，是教能成其俗也。俗虽因于教，亦各随其州而异焉。古者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此性也，所以随州而异也。然天下有不同之民，而圣人有能同之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吾化以道，则天下一统，六合同风，一归于道化之中，而无异政殊俗矣。”【5】

可见，维护中华大一统需要道术，实现人类持久和平需要道术！

环顾全球，21世纪科学、物质上的进步可谓日新月异，但在人文领域，人类仍未摆脱野蛮状态。此时此刻，巴以战争正在吞噬太多无辜的生命。加沙地带缺乏的不再仅仅是食物、水和药品，还有裹尸布！那里的医院成了丧命的“万人坑”，很多父母提前在孩子身上写上名字，以便孩子被炸死时还能认出自己的亲骨肉……

人类急切需要一种持久和平机制，在西方发达物质文明的视野之外，我们看到中华道术不仅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学术基础，也是维护全人类持久和平的理论基石。这是多年来，我们努力阐扬以孔门四科为主体的内圣外王知识体系——中华道术的原动力。

注释：

【1】乔纳森•莱昂斯：《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59页。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页。

【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5】陈曦译注：《吴子•司马法》，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08-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