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以后，我国学术研究重心有一个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即罗志田先生所谓的“经学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① 史学研究出现井喷式发展，1902年9月，马叙伦更在《史学总论》（《新世界学报》第一期）一文中提出史学为“一国文明之所寄”。与此同时，经学不仅伴随着孔子走下神坛而失去神圣性，还受到多方诘难，甚至连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成为问题。李澄源《经学通论》作于1942年，在此之前三十四年之间，有周予同《经今古文学》（1926）、《群经概论》（1931）、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1927）、钱穆《国学概论》（1931）、马宗霍《中国经学史》（1936）等经学通论性著作，这些学者无不担忧着经学前途，但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学或被视作了解供批判的对象，或被“国学”“六艺”这样的名目所取代，或仅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新学科体系的概念中，经学确实已经消亡，但治经学者不亡，经学文本不亡，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被《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评为“经学消亡之后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有影响的经学通史著作”。传承如斯，即有如李源澄者，继作《经学通论》，欲使经学再明于世，这是一本民国时期最后的经学的通史、通论，也是一本被遗忘的经学著作。

一、正名：经学消亡背景下再谈经的本质问题

辛亥革命后，经学科废，西风东渐，经学地位岌岌可危。章太炎在《訄书》里说：“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璣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② 章太炎以六经皆史官之遗，即史书，以孔子为“古良史也”，从而将孔子拉下神坛，归到左丘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歆的史家脉络中。然后又说经其实就是用绳子穿起来的简牍，将经典作为“常”“法”的意义瓦解了。虽然章太炎的本意只是为了对抗今文经学，但后果却是直接导致了经学的溃亡，使经学地位沦落到与子学一样。

章门弟子发挥师说，继续瓦解经学。主政北大历史系朱希祖师承章太炎，其主张“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③使瓦解后的经学接上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思路。古文经学派采用训诂学的方法来解释“经”，如刘师培（1884-1919）根据古文学派许慎《说文》，说“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古人见经文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用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不明经字之本训，安知《六经》为古代文章之祖哉!”④认为“经”是用治丝来比喻语言组织，用文言文写成的书就叫做经，全面否定“经”中蕴含微言大义。疑古学派兴起后，孔子和经的神圣性被彻底打破，即使如周予同这样的经学大家，也在《经今古文学》（1926年2月作）中认为应“从历史入手，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⑤ 1962年，顾颉刚仍说：“近人章炳麟早就解释过，‘经’乃是丝线的意思，竹木简必须用了丝线编起来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乱。可见这原是一种平常的工具，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⑥

在这样一种经学地位极速下降的氛围下，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却始终对经学持坚守态度。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蜀中创办尊经书院，廖平（1852-1932）作为尊经书院早期学员，以《今古学考》奠定学术地位，引领蜀学复兴。《今古学考》以礼制分今古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经学体系，其后廖平学术经历“六变”，王汎森总结说：“廖平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学研究上，为了追赶时势，他不断地变造这个体系，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六变’，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便会发现这‘六变’大抵对应西方文化不同阶段的挑战，廖平每次调整他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回应他所认识到的危机，并以改造古代学术体系来维持孔子之学的相对优越性———不只优于中国各家各派，也优于全世界。”⑦廖平始终尊孔尊经，不断调整经学体系以维持经学发展，使得蜀学始终以维护经学为核心。蒙文通（1894-1968）作为廖平高足，其学问虽由经入史，但在维护经学核心地位上态度坚决，他说：“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⑧

李源澄于1928年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时蒙文通为该校教员，兼教务长，以《经学抉原》为教材教习经学，李源澄深得师传，后又经蒙文通引荐，于1929年前往井研廖平住处，得廖平答疑解惑，成为廖平关门弟子。1932年后，李源澄又去南京、苏州，从欧阳渐、章太炎学，李源澄耳濡目染章太炎学说，仍然信从廖平一脉的今文经学。李源澄游学后回蜀作《经学通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经学之经，以常法为正解，不必求经字之本义。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而经之得名，则在于战国之世。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而非经之达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经”字本义与“经学”之“经”是两回事，要解释“经学”之经，不必求诸“经”字之本义。“经学”就是不变之常法。

在为经学正名后，李源澄旋即论证经学的地位。从当时的学术氛围来看，中国传统四部中的史、子、集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去处，而位于四部之首的经学却漫无根柢，流落到史、子中，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定位经。李源澄说，四部内容可以简单划分成“理”与“事”，“于事则史，于理则子”，经虽非史非子，但却包含事与理，经学是事与理的合流，也是史与子的合流，但它高于史与子，因为它所推之理，是理的最高标准。《白虎通》说：“《乐》仁、《书》义、《礼》礼、《易》知、《诗》信”，仁义礼智信正是经学赋予的不变常法，这是汉代人及汉人以前人推崇经学的意义所在。此后，经学一直以这种不变常法陶铸人心，塑造中国人的良好品质，因此李源澄说“经学为陶铸吾国二千年历史之学问，吾国文化史之中心”，是一种高于史、子、集的存在。

放眼全国，在经历“打到孔家店”运动后，孔子、经书几乎为全国学者唾弃，李源澄写于1942年的《经学通论》，可谓惊涛骇浪中一座宁静的孤岛，《经学通论》所泽育的蜀中学人，也成为传统经学的一方守卫者。

二、重建：李源澄在经学自我重建问题上的思考

清末民初，史学、经学其实都经历了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传统史学所遭受的诘难并不少于经学，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猛烈批判，归纳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⑨ 然而，在彻底批判传统史学后，梁启超即对史学做了重新界定，并指出建设新史学之路径及现实意义。相比经学，史学迅速找到其存在的位置，很好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变，如舆地学转化成历史地理学，研究蒙元史维护本国拓展疆域之伟建……无论在自我批判、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研究价值上，史学都重新找到了定位。然而，经学却始终停留在自我批判上，越演越过，呈现消亡之势。

今天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或许正是当年李源澄苦苦思索的。李澄源《经学通论》曾多次提到目录学家不立经学之名。1925年12月，陆懋德在《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中国经书之分析》，认为经书都是周代人纂述之书，将诸经分为三类，《易经》《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列入哲学类，《书经》《春秋三传》《周礼》《仪礼》列入史学类，《诗经》《尔雅》列入文学类。经学已被明确肢解为哲学、史学、文学三类。姚名达（1905-1942）的《中国目录学史》（1938），其仅在专科目录篇列了一个“经解目录”，只是共二三十目中的其中一目。在现代学科体系下，确实很难有经学一目的立足之地。正是基于对经学前途的深刻担忧，以及实际教学需要，李源澄在回到四川，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后，写下这本为经学正名并思考出路的著作，这本著作，也成为民国最后一本经学史著作。

经学走到这一时期，辨学术史是非、申说经义等已不是首要问题，维护其存在合理性、寻找经学存在的意义才是学者思考的重点。为何传统史学能够在自我批判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很好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化，成为新史学，经学就不可以？经学之所以在受到批判后迷失方向，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经学为中国所独有，从来没有一套可供借鉴的外来理论。史学理论在西方各国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梁启超、马叙伦等鼓吹史学者，都是从西方史学理论中寻找方法，为中国史学确立新的标准和范式。经学若想获得与史学一样的地位，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902年7月11日，邓实（1877-1951）在《政艺通报》第2期刊载《论经学有关于国政》，说明经学对政治的重要性。同年9月2日，陈黻宸在《新世界学报》第1期发表《经术大同说》，论述经学在新时代的转化复兴路径。可见，在史学、经学受批判的同时期，仍有不少学者在挽留经学地位，并为经学寻找出路，然而，在李源澄成长的阶段，经学始终没能找到出路，反而走向消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在于经学没有一套外来的标准范式。当时学者已经习惯向西方学习，借鉴外来理论，凡中国的学术都被打上外来烙印，向外寻找理论的学者根本无法为经学找到出路，就走上了绝路。

二是经学本身存在今古文之争，内部分化致使论争不休。今古文问题是从汉代以来一直延续的学术问题，今、古两派此消彼长，在经学文本、治学方法、学术追求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民国时期古文派恪守传统，被当时认为老古董；今文派又在经典诠释上过于求新，以向西学靠近，失去经典本意。两派在诸多问题上互相攻击，导致经学越辨越乱，最后成为说不清的东西，而被肢解。

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李源澄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成为当时学术主流中一支细微的逆流。

其一，反向外之主流而向内。在学术主流西化的背景下，李源澄向内回归，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经学。《经学通论》完全是一部传统的学术专著，从经学历史到专经介绍，均是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之类的传统路数。但比起之前的著作，多了一些对经学地位的强调。从历史来看，经学是“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经学如“日月经天”，“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在李源澄看来，经学不必向外寻找与哲学、社会科学、法学等西方学科的关联，这些新兴学科仅仅新在名词，在本国固有的历史中，均能找到它们的身影，而经学则是这一切的统帅。经学在汉代强调外王之学，在宋代强调内圣之学，而在当代，正需要重新认识经学内圣外王的功效，将它重新塑造成关系本国政治发展的学问。

其二，反分古今之主流而主和。李源澄对今古文的认识十分深刻，观察李源澄的学习历程，可略知一二，李源澄先从今文学派蒙文通、廖平学，时“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中还有龚道耕、吴之英、刘师培这样的经学大家，各派相与切磋，李源澄择善而从。1935年9月，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李源澄应章太炎之邀，入讲习会，从章太炎学，时章太炎68岁，李源澄27岁。李源澄守廖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派章太炎不仅“不以为忤”，反而给予先生极高的评价。李源澄兼闻今古文学之精髓，又形成了自己的今古学观。本书在通经论述时，皆采用廖平、龚道耕、蒙文通之说，读此书者，能对经学诸多基本问题有所把握。在具体介绍经文时，本书又采用古文经学排序方式，且经文具体解说上多采用章太炎之说。其在《经学通论》中总结说：“通经致用，今学为优；释文正读，古学为最。”这是李源澄在向今古两派大家学习后得出的深刻认识。古文经学侧重治学，今文经学侧重致用，在李源澄心中，今文经学的地位要高于古文经学。他还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今古文盖经之文本，起先只是今古文本的不同。今古学则经之解说，今古学不同发生在今古文不同之后。今学“通经致用”，这是基本价值观问题，古学“释文正读”，这是治学路径问题，也即廖平先生所说的“今学为哲学，古学为史学”。

学者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发先声、发不同声。李源澄《经学通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发不同声。李源澄师蒙文通曾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即研究历史应该抓住大事件研究，然而李源澄更多了一层思考，即研究那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以发现经学对大事件发生的影响。故而李源澄治学经历了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又回到以史证经的路上。对经学根基的留恋，使得其在史学道路上数次深情的回望，最终坚持了以史证经的路数。在总体思想上，李源澄可谓一位伟大的时代逆行者。

在经学教学的具体问题上，李源澄也做出了一些思考。大抵受中国传统教育者，均知经学之重要性，如国粹派，邓实《论经学有关于国政》，认为“六经者，人才之根本也，人才者，国家之命脉也，是故以经学成人才，以人才维国运，古今兴亡，罔不由此。”但在如何维持经学教育的问题上，只能空喊口号，无所建树。奇怪的是，当世无人质疑读史之必要性，读不读经却成了问题。以至于“读经”发展成一场运动，需要诸学者出来倡议。⑩

李源澄提出：学习经学，“则有三事：一曰治经，二曰治经说，三曰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第一，治经是治经之本文，有释文、释义两条途径。“治经者以文字始，以义理终”，这也是一条从宋代魏了翁以来确立的蜀学治学路径，清末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编撰成《书目答问》，书中说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⑪这也是一条传统学者最为认可的治学路径。第二，治经说则“治理先儒说经之书也，先儒说经之书虽为经而作，其学术思想亦见焉”，“于其说经之文予以疏通证明，于其学术思想亦予以发挥介绍，并与他家较量以明其学术史上之地位”。李源澄十分强调发挥学术思想，这也是治学经世致用的应有之义。第三，强调研究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的关系则是李源澄先生的新论。当世诸多学者，如钱穆等人均肯定研究史学对建设本国政治，重塑国人思想的意义，而李源澄指出，经学才是影响历史的主因。经学影响国家建国的方针，影响国家法律实施，影响国民思维方式。与本国政治建设、思想法律、人生规律等密切相关。无论从哪种意义说，经学都十分重要，李源澄倡议说：“经学对吾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关系之大，人皆知之，而无人能剖析具陈者，此非经学历史者一大事乎？”沿着这一思路，治经学者应当从各方面发掘经学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李源澄《经学通论》几乎为历史埋没，李源澄本人也被称作“消失的学者”，近年来伴随《李源澄全集》面世，相信这位融通今古的蜀学大家能够重新走回大家的学术视野。本人不揣谫陋，就先生《经学通论》一书妄提拙见，以期以李源澄先生为例，还愿传统学者维护经学的努力，也为今日儒学学科重建提供一点启示。

（原载：《巴蜀文献》第六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出版。）

注释：

①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载《汉学研究》第15卷2期，1997年12月。

②章炳麟：《訄书》，朱维铮编校本，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16页。

③朱希祖：《新史学•序》，载何炳松著《新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5-6页。

⑤周予同：《群经通论》，朱维铮编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⑥顾颉刚：《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4页。

⑦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⑧蒙文通：《经学抉原》，载《蒙文通文集》卷三，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49页。

⑨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5、能铺叙而不能别裁；6、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一曰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⑩如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熊十力《经为常道不可不读》等。

⑪（清）张之洞：《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