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人都要学一点儿经学

作者: 翟玉忠   发布时间: 2023-10-07

编者按:春耕园第六届经学论坛暨《诗经》《尚书》研讨会于2023年10月2-3日在春耕园学校山东曲阜校区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在会上的发言内容

对于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整体状况,可以化用毛泽东主席《忆秦娥•娄山关》中的一句概括——“西风烈”!

过去百年来,西方学术范式、学术概念、学术理论已经垄断学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战争销烟已经退去,但看不见的学术、思想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严峻,可谓“一日百战”。

今天主张全面引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西释中”的学者宣称:我们周围的所有物件,从电灯到电脑,哪一件不是现代西方人发明的?中国人欲奋发图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欲实现现代化,舍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别无他途!

这些先生们忘记了:现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于欧洲农业社会而非工业社会,工业时代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奠定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源自农业社会,奠定西方现代政治基础的重要文献《大宪章》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朝。不用说马基雅维利、洛克、霍布斯、魁奈和曼德维尔,连亚当•斯密《国富论》所讨论的内容也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市场经济,尽管该书首次出版于1776年。

若我们坚持“以西释中”,本质是用西方农业社会的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极为荒唐、极为危险的。长此以往,我们会失去学术独立自主,深陷西方本本主义和话语体系不能自拔。

对待东西古今正确的态度是,在不失自我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有益的文明成果,这要求我们重新整理积五千年文明成果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在此基础上返本开新、融汇中西。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是我们的根和魂,只有不失这个根本,方能容纳万流。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核心是经学及其支流子学。特别是孔子整理的经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纲领,是我们理解中国现实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我们解释中国就成了盲人摸象、缘木求鱼。因为经学告诉我们中国是什么?中国人如何看待人和世界?如何安身立命和安邦治国?

近代经学家皮锡瑞(1850 -1908年)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因为孔子删定《六经》,目的就是借事明义,为万世制法。《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大宪章》,离开了这个大道,只会走向歧路、邪路,结果只能是人生和社会治理的失败。皮锡瑞写道:“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1】

皮锡瑞提倡今文经学,景仰西汉伏生治《尚书》,干脆署所居住所为“师伏堂”。西汉今文经学家重通经致用,皮锡瑞对汉人通经致用大为赞赏,乃至到了迷信的程度。

汉武帝罢黜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表彰六经,将经学“王官学化”,无疑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文化、价值认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西汉今文经学家多用经学装点门面,作为利禄之途,并没有将经学发扬光大,反而将之繁琐化、玄学化和固化了。典型的就是官至丞相的公孙弘和翟方进,史书说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传》)

但皮锡瑞看不到两汉经学衰落的本质,反而认为西汉今文经学(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鼎盛,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他写道:“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2】

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是学界公认的西汉通经致用“四大典型”——但事实是,它们没有一个有可靠的依据。

“以《禹贡》治河”,说的是西汉末年的平当,因为他精通《尚书》中重要的经济地理文献《禹贡》,被派去巡行黄河,做骑都尉,领河堤长宫。2023年9月14日,笔者曾去广西兴安县,实地考察秦代史䘵开凿的灵渠。灵渠是古人治河的典范,造福国人两千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还是当地的重要航道。事实上,灵渠的治理在技术上与《禹贡》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最多,《禹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地理知识。

“以《洪范》察变”,说的是治《尚书》的夏侯胜根据五行方术,预言了昌邑王被废的事。这吓坏了当时的密谋者霍光、张安世,使二人更加重视经学。但《洪范》五行说之类在历史上没有发挥多大正面作用,还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夏侯胜传》记载,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继位,昌邑王经常出游。一次夏侯胜挡着昌邑王的车子进谏:“天久阴而不下雨,说明将有臣下图谋皇帝,陛下还要出门到哪儿去呢?”昌邑王大怒,把他绑起来交付官吏处置。那个官吏把这件事禀告给大将军霍光,霍光也没有追究;这时,霍光和车骑将军张安世正商量要废掉昌邑王,霍光责备张安世露了口风,而实际上张安世并没有泄露。于是就审问夏侯胜,夏侯胜回答:“《洪范传》中说,帝王不遵守治理大法就会有‘常阴’惩罚,这时就会有下位者讨伐他的事发生。只是因为忌讳这么明显地说,所以只说有臣下图谋皇帝的事发生。”霍光、张安世听了大吃一惊,从此就更加看重经学家了。“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以《春秋》决狱”,说的是董仲舒和其他儒生用《春秋》义理解决判案中的疑难。实际上《春秋》只是作为辅助的参考,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法律,法律更没有“儒家化”。史载董仲舒专门写了《春秋决狱》一书,似乎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力,该书也早已散佚。廷尉张汤以经书作为判案的参考,也有投汉武帝所好的成分在。据《汉书•张汤传》:“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平亭,意为研究斟酌,使得其平——笔者注)疑法。”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只不过是被废的昌邑王之师王式为自己开脱罪责之言。三百五篇《诗经》有教化作用,但昌邑王无帝王之行,王式作为帝王之师只重读经,不能直接进谏,阻止其“淫行”,简直是不负责任。最后王式减免死刑,“亦得减死论”(《汉书•儒林传》),可谓万幸!

综上所述,在上承秦制的西汉,经学作为利䘵之一途成为风尚,并没有成为真正有益国家的实用学术——致用,反而越发空疏、玄虚、迷信。东汉谶纬流行,就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

那么,为何在21世纪的中国,经学又变得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经学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认同的基础,《禹贡》不能治河,却告诉我们何为中国;《洪范》不足以察变,却告诉我们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

与地理上的散裂状态相应,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政治上呈散裂化趋势,从古希腊数以千计的城邦到21世纪数以百计的民族国家都是这样。即使有罗马和英国那样的庞大帝国,各个地方仍以自治为基础。犹太人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却属迥异于罗马的传统。

中国不是这样,从尧舜禹时代开始,就呈现为大一统天下的发展趋势。武力的声威和教化的力量使其成为超越地域、宗教、血缘的世界性政治共同体——天下。天下具有代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核心,就是《尚书•洪范》所说的“皇极”,却没有明确的外部边界。所以《禹贡》以帝都为中心,按政治领导核心的控制程度将当时的世界分为五服,包括东至海岛,西至沙漠,以及遥远的南部和北部,声威和教化都能达到。《尚书•禹贡》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在中国古典学术话语体系中,今天我们指称的中国被直接称为“天下”。《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东汉赵歧注:“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

由于当代世界秩序是由以美国为首的民族国家形塑的,所以学界也将中国称为民族国家。这些人忘记了,中国并不是按民族国家诸多地域、文化排他性原则组织起来的,而是按普世的世界秩序构建的。若我们忽视中国的“天下”本质,盲目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的治理方式,将会导致内部联系纽带的解体——这是关乎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

在强化国家军事实力的同时,让学术教化成为统一国家的关键力量,是目前学界最为紧迫的任务——大一统的天下体系需要大一统的学术体系!

大一统学术体系的核心是经学!这就是中国古典学术的王冠——经学无论多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时代价值,也是为何每一位中国人都要学习一点儿经学的原因。经学不会为我们解决具体的科学技术或社会治理问题,却能告诉我们中国的大本大源之所在,使我们识大体、顾大局。

这才是古人读经的真正目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普称赞古代学者耕读传家,三年读通一经,能够做到研究玩味经文,认识大局大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

注释:

【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2】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