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据《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我们知道《酆保》制作时间在文王消灭商人的重要诸侯崇国，在丰地建邑之后。诗中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丰即酆。

当时商人和周人的矛盾已经白炽化，灭商的时机基本成熟。周人得到了天下大多数诸侯国的拥护。诚如本篇开头所述，文王二十三年天下诸侯相继前来，齐聚周地，“九州之侯咸格于周”。

在这种战略情势下，如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就成了周人首要考虑的问题。周公明确提出了关于内政、外事的九大主张，即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前五项是关于内部治理的，后四项是关于对敌战略的。

“兵者，诡道也。”大家知道，周公是世所公认的大圣人，文中周公所论对敌战略多阴谋，所以清以来学人多以为本文是伪作，是“庸妄人所为”。清代学者唐大沛断言：“此篇首尾战国时人伪作，中间则杂取兵家言以实之。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尤为诡诈，盖即战国时用兵之谲计，曾圣王时而有是哉！首段已谬戾迭见，必是战国时庸妄人所为无疑也。”（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121页。）

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了今人。牛鸿恩先生忽视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明确否定本文所说是史实。（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124页。）

这是后儒对圣人长期理想化塑造的结果，实际是对圣贤境界的误读与偏见。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圣贤能掌握辩证思维，守经达权，把握阴阳，深得中庸要旨。哪里是那些“执一无权”、信奉教条主义的庸人所能理解的呢！

与西方传统上认为人性本恶、在上帝面前人皆平等不同，中国先哲认为人具有不同的智慧境界，且这种境界可以通过人生历练不断提升。《黄帝内经•素问》首篇《上古天真论》指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法于阴阳”，都是能效法阴阳辩证规律的人。但其境界各不相同，真人则能“把握阴阳”，至人能“和于阴阳”，圣人能“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而贤人只能“逆从阴阳”，即顺从阴阳的变化。

《上古天真论》引用黄帝的话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qiè、举起）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像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黄帝描述真人说：他们掌握并运用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能够调节呼吸，吸收精纯的清气，超然独处，令精神内守，锻炼身体，使筋骨肌肉与整个身体达到高度的协调，所以他的寿命同于天地而没有终了的时候，这是修道养生的结果；描述圣人说：他们能够依据天地的变化，日月的升降，星辰的位置，以顺从阴阳的消长和适应四时的变迁，追随上古真人，使生活符合养生之道，这样的人也能增益寿命，但仍有终结之时。

世间万事万物有阴就有阳，周公既知阳谋，又知阴谋，可谓是能“把握阴阳”的大圣人，与《上古天真论》讲养生不同，他将之运用到了内部治理和对外斗争之中。

经文：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呜呼！诸侯咸格来庆，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

旦拜手稽首曰：“商为无道，弃德刑范，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诸侯，亡人惟庸，莫大之纲，福其亡。王其祀，德纯礼明，允无二，卑位，柔色，金声以合之。”

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齐洁，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馈始于王，因飨诸侯，重礼庶吏，出送于郊。

语译：

文王二十三年庚子月的第一天，天下诸侯相继前来，齐聚周地。文王当时住在国都酆，那天天刚亮他便来到政事厅，与周公旦共商国是。文王说道：“唉！诸侯们千里迢迢赶来庆贺，令人感慨。灭商大业何其艰巨，必将千辛万苦啊！今后我怎样才能保国安民，该如何施政呢？”

周公旦向文王行叩拜大礼，答道：“商王一味行无道之事，抛弃礼法典范，轻慢群臣，奴役百姓，侮辱诸侯，任用逃犯——维系国家的大纲大法都被他废弛殆尽，所以失去了上天的福佑。当务之急，请我王举行一次祭祀，要道德纯正，礼数明备，确保各个环节都没有过失。您在祭典中要心怀谦卑，神色温和，声音恭敬，以此来团结大众。”

文王采纳了周公的建议，祭祀当天，他命令诸侯公卿及百官：“恭敬你们的内心，整肃你们的仪容，都来祭拜上帝吧！”礼毕，文王开始分赏祭物，并设国宴酬谢众诸侯，隆重招待随从官员，最后亲自为他们送行，直至酆都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