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程典》是周人谋取商王朝政权、“剪商”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是文王居程地时对广大诸侯所作的训诫。它发生在商纣听信崇侯进言，囚禁文王之后。此时与商人直接冲突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文王劝告众诸侯谨慎搞好内政，静以待时。

但当时周人已经坐大，崇侯虎注意到这一点，他劝告商纣王：周文王（即西伯）不断积累善行，天下众多诸侯都归向他，这会对您不利呀！于是纣王就把文王囚禁在羑里。文王重要谋臣闳夭(hóng yāo)等人十分担心，想方设法找来有莘（shēn）氏的美女，骊戎地区出产的骏马，有熊国出产的好马，还有其他珍奇宝物，通过殷的宠臣费仲献给纣王。纣王见了这些宝物，高兴得忘乎所以，说：“这些东西有了一件就可以释放西伯了，何况这么多呢！”于是赦免了西伯，还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还告诉文王说西伯坏话的是崇侯虎。西伯为表忠心，归国之后立刻献出了洛水以西的土地。《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

《程典》篇章布局严谨，开篇述著作缘由，篇尾是文王的总结、叮嘱。中间以慎德、慎人、慎制、慎地、慎用——治国理政的五个维度层层展开。其中慎德是基础。

牛鸿恩教授注意到《程典》与《大学》有重要思想关联，且《程典》的论述更中正合理。《程典》中的“五慎 ”，《礼记·大学》写作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争民施夺，犹言与民争利——笔者注）。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牛鸿恩教授写道：“慎德、慎人、慎制、慎地、慎用五项和‘德开乃无患’，与《礼记·大学》‘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二者何以如此相似？《大学》中的五项，本文合财、用为一，外加‘慎制’，其条四项完全相同。平心而论，本文的五项可能更合理。”（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107页。）

《大学》属注重内在修养的思孟学派，所以有“德本”、“财末”之说。不幸的是，后世儒者将德与财对立起来，看到《大学》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认为所有搞经济，为国理财都是“与民争利”，所有搞经济的人、理财家都是《大学》严厉批判的“聚敛之臣”，这种错误观念对宋以后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殊不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的背景下讲的，所以德与财、义与利应该是相辅相成，而非截然对立。

参照《程典》，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五慎”之间层层递进，是一以贯之的整体，证实了德与财、义与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经文：

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 

助余体民，无小不敬。若毛在躬，拔之痛，无不省。政失患作，作而无备，死亡不诫。诫在往事，备必慎。思备慎用，思用慎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开，开乃无患。

语译：

迁居程地后的某年三月中上旬，周文王召集雍、梁、荆、豫、徐、扬六州诸侯，要求他们恭敬服事商王朝。此前商纣曾听信崇侯谗言而大发雷霆，严厉责罚文王，因此诸侯们听闻文王指示后很不乐意，并上书陈述意见。文王不敢懈怠，就作了《程典》训诫诸侯及三卿大夫，说道：

你们要襄助我体恤民众！凡民生之事，无论多么细微，都要诚心敬意。如同毛发长在身上，稍一拔动立马就会感到疼痛一样，时刻保持警省。政治上的混乱失败，往往源于积患已久而不加防备，死到临头而不知警醒。警诫须以历史为镜，防备务必谨慎周全。想要做好防备须敬慎于财用，想要谋求财用须敬慎于土地，想要利用土地须敬慎于制度，想要完善制度须敬慎于用人，想要获得人力须敬慎于德行。盛德泽被万民，就不会有祸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