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春秋以前“武”的观念，与现代的军事理论有很大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军政不分，内外不分，强调内政在军事斗争中的基础地位。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写道：“《大武》、《武称》、《允【广】文》、《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武纪》八篇是关于‘武’的篇章，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法相比，有显著的不同。武的含义包括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两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是基础，军事是主体；兵法讲的是战争艺术。二者性质的差异，表明各自所处时代的差异。兵法是战国时代兴起的新学问，‘武’只能是春秋末年以前的观念。”（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1页。）

笔者认为张先生过度强调了战国兴起的“兵学”与三代军事理论的不同，没有看到二者紧密的继承关系。吴起即是战国兵家，同时也是孔子再传弟子，曾子和子夏的学生。唐代陆德明据刘向《别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所以吴起穿着儒服去见魏文侯。

吴起指出，胜利的根本在于用礼义管理好国家，治理好军队。凡治理国家和军队，必须用礼来教育人们，用义来勉励人们，使人们懂得廉耻。人们懂得廉耻，力量强大，就足以出战，力量弱小，也足以坚守。《吴子·图国第一》：“凡制（制，同“治”——笔者注）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宋代兵学家施子美解释说：“辞逊之心，礼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人皆有是心，即是心而教励之，则可以有耻矣。古之人内而制国，无异于治军；外而治军，无异于制国，是何也？礼义无异理也。故教之以礼，则民知逊而可以有耻矣；教之以义，则民知恶而可以有耻矣。一或悖乎礼义，其谁不耻哉？”（陈曦译注：《吴子·司马法》，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8页。）

可见，礼具有真正的普世性，可以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兼而用之。魏文侯之子，魏武侯曾向吴起请教使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的方法，吴起认为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只要国内上下礼义确立就可以了，具体包括贤、不肖之位；官、民之位；君、民之位。《吴子·图国第一》：“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所以吴起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德不仅用于本国，也包括敌国平民在内的天下人。他指出，敌人城邑被攻破后，只需进驻它的官府，任用原来的官吏，没收其器材物资。军队所到之处，不准砍伐树木、毁坏房屋、擅取粮食、宰杀牲畜、焚烧仓库，以表明对民众无残暴之心。对于请降者要安抚他们。《吴子·应变第五》：“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这与《逸周书·大明武》最后一节所说的“大夷”中心思想近乎一致。可见春秋以前“武”的观念与兵学思想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源于三代军礼。普世的礼义是军礼的核心，当然也是治国治军的基础。

经文：

应天顺时，时有寒暑风雨饥疾，民乃不处，移散不取，农乃商贾。委以淫乐，赂以美女，主人若杖，□至城下。高堙临内，日夜不解，方阵并功，云何能御。虽易必敬，是谓明武。

城高难平，湮之以土，开以走路，俄传器橹。因风行火，障水水下。老弱单处，其谋乃离。既克和服，使众咸宜，惠用元元，文诲其寡，旁隧外权，堕城湮溪，竟其金革，是谓大夷。

语译：

发动战事要上遵天命，下合天时。当敌国寒暑失常风雨不调，导致饥荒疾疫流行，就是征伐的合适时机——敌国民众生活难以为继，离散逃亡又得不到安置，安土重迁的农民就会像商人一样漂泊四方。此时，先向敌国传播靡靡之音以败坏政风，贿赂美女以迷惑君臣，待其文官武将颓惰自甘后再兵临城下发动攻击。构筑高丘俯视城内，日夜不懈，双阵齐攻，敌方如何能抵挡？战场无小事，即便可以轻松获胜，也要谨慎小心全力以赴，这才叫懂得用武之道。

敌方城墙高不可攀，就积土成山开辟战道。给敌人留下出逃缺口，迅速用攻城器械展开进攻。或借助风势而用火烧，或拦河蓄水而用水灌。敌方只剩下老弱残兵，说明其大势已去败局已定。赢得敌国的求和与归服后，要安置好军民大众，善待无辜百姓，约法三章安抚教化，接管该国的军政大权，拆毁其城墙，填平其护城河，收缴其兵器，这样才叫平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