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相比，中国人文学界并没有走出百年前的学术框架。除了少数专业讲“坏”美国故事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依旧坚持“两个凡是”——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的。在“西是中非”的前提下，任意歪曲拆解宇宙人生、内养外用相统一中华学术，走“以西释中”的学术路线。他们自以为繁荣中国学术，实则将中国本土学术异化，掏空我们的意义世界，甘做西方的精神附庸。

“以西释中”的学术范式百多年前由胡适提出，所以我们称之为“胡适陷阱”。

如何走出“胡适陷阱”，构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呢？

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胡适先生如何将我们带入“以西释中”陷阱的，我们就原路返回，找到回归我们精神家园的路。

早在1919年，胡适就在当年12月的《新青年》上撰文阐述“以西释中”学术范式，题目叫《新思潮的意义》。他提到“以西释中”的十六字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锚定了过去百年中国学术的基本路线。

一、从评判态度到敬重态度

如果说十六字决是建立新文化的方法，那么胡适最根本的还是对待中国古典文化的心态——“评判的态度”，表面上他学习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固有的一切价值。他写道：“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1】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除了是生物物种，还是文化物种，人类是“文化-遗传共同演进”的结果。相对于个人的智慧，集体智慧在文明演化中更为重要，人类一直通过维系文化共同体、传承集体智慧防止文明衰退。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教授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写道：“人类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慧，而在于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综合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性质后共同形成的，在文化上表现为我们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在社会性质上则表现为我们在正确的规范下，生活在互相交往的大群体之中。从狩猎采集者使用的独木舟、复合弓，到现代社会的抗生素及飞机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惊人事物并不是凭借个人之力就能完成的，而是在相互间的思维交流及数代人的努力下依靠想法、实践、意外的发现与偶然的体会的交流与结合下才成为可能……为什么一个规模较小的社会在突然受到隔离后，他们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知识开始逐渐衰退。你会看到相比于智力而言，人类的创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属性，而我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关于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以及社会关系网的消解。”【2】

但胡适却告诉我们，针对习俗相传形成的制度风俗、古代传诵下来的圣贤教训、公认的行为与信仰等等，不要继承这些集体智慧，而要怀疑和评判它们。他忘记了，无论东西方，上述智慧传承都是其文明存活的根基，可以发展它们，但不能将之连根拔起——胡适这种“评判的态度”与人类演化规律背道而驰。在此意义上，他既是反文明的，更是反动的。西方殖民者对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或推行种族灭绝，或推行文化灭绝，胡适的“评判态度”其实是配合殖民者对中国进行文化灭绝。

我们对传统观念和学术体系应该采取人类普遍的尊敬态度。所以孔子才说君子要“畏圣人之言”。从评判态度到敬重态度，是摆脱胡适陷阱的起点。不再满怀敬意地赓续传统，就背离了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初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二、从输入学理到贯通经子

胡适“以西释中”十六字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手段。这里的“问题”指需要“怀疑评判”的中国固有风俗制度。

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大举入侵之下，诸多学人对中国本土文化和学术完全丧失了信心，在他们眼中，中国固有的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需要纠正之，解决之。胡适写道：“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3】胡适所谓的“动摇”、“困难”背后是西方列强及其代理人在国民革命和人民革命大潮下的“动摇”和“困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不过想建设符合西方列强利益的文化而已。

研究问题是评判态度的具体化，那么他又如何解决问题呢？就是输入西方学理，用西方学术概念、学术范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句话，只有西方学术能够救中国！即便中国古典文化本身（国故），也全赖西方学术的拯救。因为在胡适时代，中国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学术体系（道术）已“为天下裂”，所以胡适“整理国故”才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4】

胡适“整理国故”的学术路线是“胡整国故”，他将经学史学化了，将中国古典政治学（黄老道家、法家）、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家）等诸子百家哲学化了，其他如中医之类也要用西方医学评判。结果是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整体沉沦。

我们要做的，就是结束胡适盲目输入西方学理的错误学术路线，贯通经子，找到中国学术修己治人的内在理路，让世人看到这一高度发展、高度集成、高度圆融的人类文明成就峰巅——这也是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发扬孔门四科，努力前进的方向。

三、从以西释中到中西互鉴

或许出于“政治正确”或“为尊者讳”的原因，一些学者将胡适“评判的态度”解释为科学的怀疑精神，将其全盘西化思想解释为“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

这是不对的。胡适学术路线就是全面否定中学，全面引入西学，这里的全面是“尽量”和“用全力”的意思。

胡适用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中西学术。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5】

1935年，胡适评论全盘西化论代表陈序经的文章，对陈将自己列入“折衷派”大为不满，他宣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6】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全盘西化，以西方学术解析中国学术和现实的结果不是“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而是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全面肢解，本土人文价值的大量流失。即使在当代国学研究中，胡适“以西释中”的路线仍占据主流，学人对如何摆脱胡适陷阱尽乎不能自拔——尽管也有人指出，经学不是西方史学，《诗经》不是西式文学，儒家不是哲学……

我们只有贯通经子，复兴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用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解释经学和经典，方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要知道，从西方一人一票民主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不民主”，但从中国“建中立极”的立场上看西方则注定走向社会分裂；西方世界史以“现代性”为指南，而中国人的世界史（《春秋》）则重礼义王道、人的觉醒和政治共同体的复杂化；西方人的宇宙观强调“帝在道先”、“神为民主”，中国人的宇宙观则强调“道在帝先”、“民为神主”……

鉴于胡适学术路线锁定了学者们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破除“两个凡是”，摆脱胡适陷阱肯定“道阻且长”。我们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践行返本开新、中西互鉴——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这样做，我们没有选择！因为错误的学术路线再怎么长袖善舞，只会离中国学术的主体性、独立性越来越远……

注释：

【1】【3】【4】【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约瑟夫•亨里奇:《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8页。

【6】胡适：《编辑后记》，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