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适深入清人训诂考据之学，而抛弃经学中华文明法典、先王大道的性质，硬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成“六经皆史料”，数典忘祖，误导国人，遗毒至今。钱穆1937年初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此已有明辩——本文选自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出版，第499-502页），原题《章实斋•学术述要•经学与史学》。

浙西讲经学，浙东重史学，实斋《文史通义》唱“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其所谓“史”者，详见于《通义》内篇卷五之《史释篇》：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鬬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求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故曰：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经解上）

此为实斋“六经皆史”论之要旨。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实斋稍后，亦以游幕著者有安吴包世臣慎伯，初客朱竹君皖署，适实斋初刻《文史通义》之翌年也。嘉庆辛酉，成《说储》上、下篇，是岁实斋卒。说储主改书吏名为“史”，谓：“史者，所以缮行文移，检校簿书，习土而明风俗，近民而究情伪。汉、魏以前，皆出身辟举，杰才间出，每至公卿。唐、宋以还，屏为流外，绝进身之望，去代耕之禄；然而居其地者以长子孙，故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徧及天下，惟狱为市，弊极于今。”因主命级赋禄，敦选士人，精考课绩。继此论吏弊最著者，有鲁一同通甫《类稿》之吏胥论。晚清论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说始于包，而包主改吏为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说盖得之章也。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其大胆为朝廷改制者，则始于包氏之《说储》。时文网尚密，故书未刊布。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