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去道德化，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外交，都是这样。特别是军事外交领域的去道德化更为彻底，在那里，宗教暴力，国家暴力成了一种美德，甚至被赋予某种神圣色彩。

文一教授认为，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西方文明开始冲破战争的道德底线。1895年11月27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讲演吹响了基督教圣战的号角，他破天荒地宣布：战争是一种美德，参加基督教战争是一种救赎——无论一个人犯过什么罪行！

这种可怕的逻辑改变了古老宗教战争的游戏规则，也改变了人类历史。“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欧洲文明从今以后总是将对外战争当成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个手段，而且为达目的可以制造借口和不择手段。这一行为模式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体系中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也是未来所有欧洲国家的处世原则，包括20世纪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中所有欧洲参战国和（效仿欧洲的）日本军国主义处世原则。”（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42页。）

高下立判，中华文明的军事外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道德化的，是将战争作为实现和平、道德的手段，上篇《武称》所谓“以伐辅德”，以征伐手段成就德政匡扶正义。中国古典政治学元典《黄帝四经·经法·四度》主张“文武并立”的同时，强调“二文一武”——征伐那些有罪当亡的国家，要以文德为主，二分文治，一分武功。作者指出，顺应天道，诛伐必然要灭亡的国家，这叫“武”。在武力杀伐之后继之以文德怀柔安抚，这样就会成功，多用文德少用武功就可以称王天下。“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

《允文》篇实际是对《武称》“武之抚”“武之定”两大军事原则的铺陈展开，核心思想是战胜敌人后，如何发扬文德，实现社会和谐安定，让人民满意。因为人民也是恶政、暴政的受害者，战争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救民于水火。

追述周代军礼的《司马法》开篇就指出，战争要以“以仁为本”，因此，杀掉坏人而使大众得到安宁，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别国，是为爱护它的民众，进攻是可以的；用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古者，以仁为本……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司马法》同本篇一样，特别注重战争中保护普通官员、百姓，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敌人受了伤，也要给予相应的治疗。战争开始前，执政大臣要在军中发布命令：进入要征伐的国家，不准亵渎神灵，不准打猎，不准破坏水利工程，不准烧毁房屋建筑，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擅取家畜、粮食和用具。见到老人儿童要护送他们回家，不准伤害。即使遇到少壮的人，只要他们不抵抗就不准以敌相待。对于受伤的敌人要给予治疗，然后让他们回家。“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惩办首恶后，天子和诸侯们还要帮助治理该国，选用贤能，另立明君，让官员重新各安其位。“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相对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新旧殖民战争，上述战争外交原则具有多么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啊！

《逸周书》中有多篇兵家文献皆以“武”或“文”为标题，武的含义不仅包括军事，还包括与军事相关的政治外交诸方面内容。它与战国后更重战争艺术的兵法有别，说明本篇反映的思想观念相当早，当在春秋末期以前，甚至可以至西周时期。（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4-237页。）

标题“允文”，可能为“光文”之误，意为光大文德。《商君书·来民》有：“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对应的当是《逸周书》中《大武》《广文》两篇，“光”与“广”古多通用。

经文：

思静振胜，光文维纪。昭告周行，维旌所在。收戎释贿，无迁厥里。官校属职，因其百吏。公货少多，振赐穷士。救瘠补病，赋均田布。命夫复服，用捐忧耻。孤寡无告，获厚咸喜。

语译：

战争结束后，要安定敌国巩固胜利，须发扬文治精神，施行安抚政策。郑重发布安民告示，广泛宣传，使家喻户晓。收缴兵器，散发钱物，不强迫百姓迁离故乡。政府和军营的各类职务，仍任用原有官吏。充公的财物钱款，用于激励落魄之士，救治病人，补贴生活困顿的穷人，同时重新分配田产，使百姓均平。恢复战败国士大夫们的职务和地位，消除他们的顾虑，维护其尊严。对孤儿寡妇等求告无门者要特别优待，妥善安置，让人民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