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明清学者早就注意到，《逸周书》中有多篇兵家文献。近人刘起釪先生认为《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柔武》《武顺》《武寤》《文政》《武纪》等十余篇，皆是战国兵家之作。（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

这引起了迂腐理学家们的“惊诧”。在他们看来，西周圣王的仁义之师，根本不需要谋略，甚至连情报工作、间谍都不需要！这种理想主义的战争观在孟子对《尚书》类文献的评价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据《孟子·尽心下》，孟子读《尚书·武成》，看到由于死伤过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棒都漂了起来，惨烈的战况让他感到不解，因为在孟子的头脑中，武王那类最仁爱的人去讨伐商纣王那类最不仁爱的人，应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容易。他感叹：“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策，竹简——笔者注）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的迂腐之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乃至影响了21世纪学者对《武称》的断代。明初方孝孺荒唐地认为，《逸周书》兵家言简直就是不仁不义：“王者之师，禁乱除暴，以仁义为本，其《大武》篇则曰：‘春违其农，夏食其谷，秋取其刈，冬冻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武》篇则曰：‘委以淫乐，略以美女。’不义孰甚焉？此后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为，曾谓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朱彝尊:《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10页。）

另一位明代学者胡应麟用“乖谬”二字形容《逸周书》兵家言:“《周书》卷首十数篇，后序皆以为文王作，而本解绝无明据，且语与书体不伦，盖战国纂集此书者所作，搀入之冠于篇首也。至《大武》《武称》等解，尤为乖谬，近于孙、吴变诈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戊部·三坟补逸下》）

方孝孺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明惠帝）的重要文臣，《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如果一个朝代的顶尖学者都认为重视军事谋略意味着“政治不正确”，那么军人、军事之地位可见一斑——中国国运衰落的根子在于文化衰弱，而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儒对经典的误读！

今天，诸多学者变本加厉，近乎彻底放弃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过时，只适用于农业时代。从战略思维到生活方式，唯以西学马首是瞻。名曰“现代化”，实为数典忘祖、全盘西化，沉沦于文化殖民的境地不能自拔！

据《战国策·秦策一》，春秋晋国的荀息就引用过《逸周书·武称》的相关内容：“《周书》有言，美女破舌”，所以本篇相关内容可能出现得很早。牛鸿恩教授坚持《武称》写在战国时期，认为在《孙子兵法》之后，因为“武之间”的“间”字，《左传》和《周礼》没有，《孙子兵法》中才有了“间”字。牛教授忽视经典文本流传的“层层累积”规律，根据某个字的出现时间和用韵情况确定文本写作时间，这是有问题的。（参阅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59页。）

对于本篇标题，过去学者多解释“称”为宜，相称，相宜。称在古代是一种汇集语句的文体，“武称”意为军事言论的汇集。李学勤先生解释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帛书《称》篇：“《称》篇之所以题为‘称’，是因为‘称’训为言（《礼记·射义》注）或述（《国语·晋语》注），并不是像一些作品理解的，是度量的意思。所谓‘称’，就是指语句的汇集。”（李学勤:《<称>篇与<周祝>》，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经文：

大国不失其威，小国不失其卑，敌国不失其权，岠险伐夷，并小夺乱，□强攻弱而袭不正，武之经也。

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

贤者辅之，乱者取之，作者劝之，怠者沮之，恐者惧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图破□，淫巧破时，淫乐破正，淫言破义，武之毁也。

赦其众，遂其咎，抚其□，助其囊，武之间也。

语译：

论军事行动的十一条指导原则：

一、普适原则。万乘大国不可让自己丧失威势，蕞尔小国不可让自己忘掉谦卑，匹敌争胜的国家不可让自己失去抗衡力量。充分利用地势，争取在险要地带阻击敌人，在平坦地带进攻敌人。兼并小国，夺取乱国，防御强国，攻打弱国，袭击邪恶失政之国。

二、乘势原则。趁敌国内政动乱的时候去攻伐，趁敌国暴发疫情的时候去攻伐，趁敌国军民疲惫的时候去攻伐。

三、活用原则。辅助保护君臣贤明的国家，攻打改造政治混乱的国家。领导者奋发有为，就勉励他；领导者消极怠惰，就惩罚他。领导者畏惧胆怯，就展示威力使他戒惧；领导者欲壑难填，就投其所好使他堕落。

四、破坏原则。用俊男疏离敌国的君臣关系，用美女破坏敌国君臣的家庭关系，用阴谋诡计误导敌国的大政方针，用精巧无用的技艺饰品消耗敌国的财力储备，用奢靡享乐败坏敌国的政风政纪，用歪理邪说贬损敌国的道统大义。

五、离间原则。赦免敌国俘虏，成全敌国过错，抚恤敌国民众，资助敌国财物粮食，收买民心，欲取姑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