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史记》认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从现代观点看，就是认为舜帝全面完成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工程，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具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实现了中华民族南北融合和团结；其二，完备了早期国家体制；其三，树立了传统伦理观念和制度；其四，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良性格。

司马迁以毕生精血撰写的《史记》，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其为太史公雅驯之作，自当有据。由于古帝记载不可避免的存在某些神话传说色彩，存在着一些失误和矛盾，而且在考古材料上又很难得到直接的验证，不少历史学家对五帝时代一直采取过于谨慎甚至保守的态度，只是为了通史的惯例才略叙一下，标题上照例要冠以“传说中的……”字样，以示姑妄言之。这种态度使得这个领域的研究一直无大进展，一直无法大胆摆脱疑古派的束缚。中华民族自信为炎黄子孙，但对炎黄至尧舜禹时代又不能肯定，这实在是一件最令人尴尬和羞惭的事情。

1956年，杨向奎先生撰文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给他一个应有的地位。”[1]表明现代历史学家对虞舜历史真实性的重新认可和明确表态。80 年代以来，在中国民族源流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中华文明史、夏商周断代研究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著作和论文，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将对有虞氏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多的人拓宽了眼界和思路，提高了分析思辨古史迷团的理论和能力，对五帝时代有了更为深入清晰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司马迁的记载虽有缺陷，但还是审慎的，有根据的，五帝时代是可信度很高的信史，正如已经得到证实的《殷本纪》一样。司马迁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第一篇，就是认定“五帝”为中华民族之祖，中华文明之源。谢宝笙先生说：“五帝时代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是中华民族远祖从元谋人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积累了一百多万年量的进化而取得的一次质的进化，这个质变非同小可，它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使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因此五帝时代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起源，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五千年。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时代，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之前的文化，纵使有一些多元的因素，但经过五帝时代的巨大历史实践和融合之后，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特色已完全建立起来。而彪炳后世的禅让事件，则在五帝文化的融合与形成中有着凸显的核心作用。”[2]这种看法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识。

《五帝本纪》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尧舜禹三帝，黄帝至帝挚部分相当简略，可以看作尧舜禹史实的背景和铺垫。而尧舜禹部分之中，最重要的又是舜帝。禅让事件起于尧，终于禹，而其中的核心人物是舜，他受禅于尧，又禅位于禹，禅让事件始终是围绕着舜帝而产生发展的。司马迁对舜帝的世系、家族、德行、德政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并高度赞颂地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3]一个“德”字，概括了舜帝一生的功绩；一个“皆”字，概括了舜帝对黄帝以来事业的全面完成；一个“始”字，概括了舜帝的开创性贡献对后代的深远影响。周先民先生认为：“如果把缔造中华、凝聚民族、发展文明看作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是由五帝的合力建设完成的。大致可分为这样四个阶段：１，黄帝肇始奠基。２，颛顼和喾添砖加瓦。３，尧帝大力推进。４，舜帝全面完成。”[4]这个看法，其实就是太史公“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观点的现代说明和发挥。下面，我们也就此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一、实现了中华民族南北融合和团结

中国的土地，自古以来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平原为最优良，这一带，地势平坦开阔，土质松软肥沃，气候温暖湿润，游牧、渔猎、农耕皆宜，所以古代部族战争，常以逐鹿中原为目标。东方夷族、西方炎黄族、南方苗蛮族先后进入中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促进中华古民族大融合的首先是黄帝，他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最后败炎帝于阪泉，禽杀蚩尤于涿鹿，基本上达到了中原的统一，组成了以黄族为核心，以黄夷联盟为主体的北方民族集团。南方苗蛮族虽然严重受挫，但并没有被征服，于是形成了南北两大民族集团的对立。黄帝的疆域仅能南至长江。至颛顼，势力范围扩大到南至于交趾。至尧帝时，天下大水又大旱，面临巨大危机艰难，三苗又趁机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这说明南北民族矛盾一直处于紧张之中，舜以前的古帝王都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到了舜帝，这个最大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这是舜帝对中华民族融合凝聚的巨大贡献。舜帝的策略不是一味动用武力，而是文武兼施。一方面大力征伐，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舜帝亲征有苗，或命禹征有苗的记载，典籍中数见。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感化的政策。史载：“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5]这样，“舜却三苗，更易其俗”，使南方民族大量地融合到北方民族之中，或渐渐地受到北方习俗的同化。当然总还有一部分三苗人在继续抵抗，渐次向更南方退避，《帝王世纪》载：“(舜)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6]舜以百岁高龄仍要亲征有苗，说明舜一生以平服三苗，实现南北民族统一为己任，死而后已。也说明三苗对舜心有好感，舜出征容易成功，甚至可以不战而定。而三苗对禹的严厉一向不服，故禹摄政五年而有苗氏叛。舜帝南巡并留葬江南，在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历史上是一件最值得注意的大事。自古以来，“舜迹”遍布南北各地，说明舜帝在南北各族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舜迹”在南方更多，更受重视，流传更广，这决不是偶然的。舜帝南征三苗人腹地零陵，对永州的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使湖南零陵成为受中原影响最早最深的五岭山丘地区，成为沟通岭南珠江文化的前沿，奠定了零陵郡以九疑山和潇水为中心的行政格局，标志着零陵文化的苗蛮时期开始结束。

舜帝对中华民族融合团结的巨大贡献还有一点。那就是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民族集团的内部亲善。据《史记》，舜为冀州人，为黄帝血脉后裔，据《孟子》，舜则为山东人，为东夷族人。舜帝妻尧之二女，如果舜与尧同祖，似乎不合古礼。看来何光岳先生的解释是对的：“舜帝正因入赘于黄帝、颛顼族的尧，为尧的女婿，所以舜的子孙便把尧、颛顼、黄帝当作祖宗来祭祀。所以说，舜是由东夷族融入炎黄族的。”[7]以舜帝和二妃的感召力，黄帝族与东夷族的亲和团结无疑会大大加强。舜帝受禅尧位，曾避丹朱，登帝位后，重用各族贤人，公正清明，必然会有力促进各族的团结。舜帝不传位于其子或己族中人，而是传位于黄帝族的禹，这必然可以消弥分裂和争夺，有利于部族联盟的稳定和安定。舜帝的一生，真可谓是民族亲和融聚的表率和缩影。

二、完备了早期国家体制

从黄帝称霸中原开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体已经发展为原始国家。据《五帝本纪》，具体标志有如下几点：１、以师兵为营卫，即有了常设军队和卫戍部队。２、有官职，如左右大监。３、有都邑，在涿鹿之阿。４、有宗教礼制，如封禅、推策、宝鼎之类。５、有广大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空峒，南至于江，北至于釜山。６、有征伐不顺之权势。７、王位世及制度，王位继承世袭，多为父子相传，辅以兄终弟及。８、有分封制度，如玄嚣降居江水，昌意降及若水。陈唯声先生曾从考古材料出发，比较了中西文明和国家的起源，认为“参照世界史上确定文明的通例，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应提前几百年，即上溯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8]因为这个时代，在金属工具、城镇建筑、文字、墓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阶级分化等方面，均不逊色于国外其他文明中的早期国家。

到了尧舜时代，中华古国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成熟的程度，而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舜帝。在舜帝的大力刷新和创造之后，夏禹父子才得轻松地建立起夏王朝的统治，在国家体制上几乎没有作什么变动。当然，只是废除了禅位制度。舜帝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设置了分工明确的官制和官吏考核制度。在尧帝以前，未见有系统完整的行政部门及各类官职，重大事件似乎都是召开四岳会议商定，临时指派某人去完成。舜帝一方面保留了四岳会议的传统，一方面明确地设立有司居官相事，委托了 22 位大臣，并作了具体的分工安排。例如，伯禹为司空，平水土；弃为后稷，掌农事；契为司徒，掌五教；皋陶为士(又曰大理)，掌五刑；倕为共工（又曰工师），掌手工之事；益为朕虞，掌山泽鸟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夔为典乐，掌礼乐教化；龙为纳言，掌出入帝命和宾客。可以看出，农、林、工、礼、乐、刑等部门已经形成了系统，中央官制的雏形已确定下来了。以后夏商周乃至秦汉，大致上都是沿用这个系统，不过是有所增益、调整，改换了部分名称而已。同时，舜帝在任命这 22 人时，虽然也征求了四岳的意见，但没有任何人反对，显然已与尧帝时有所不同了，说明舜帝时君主集权上升。舜帝不仅设置了系统官制，还创造了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尚书•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三年考核一次，三次决定升降奖罚，不仅合乎原始民主传统，又加强了君王和国家权力，实在是一个高明的创举。

２、扩大国土并划分政区。黄帝时的疆域已如上述，至颛顼，最大的发展是南方达到了交趾。其后帝喾和尧帝都有所扩大。舜使禹治水，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大大有利于舜帝开拓疆土。这时，国土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舜在禹定九州的基础上，划定十二州，委任十二州牧治理地方。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又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看来十二州牧可能有八恺八元在内，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这十二州牧可能有的就是各地的诸侯或部落首领，但性质上已是行政区首长，是按地域来治理的，而不再是氏族部落以种姓来治理其领地。再者，十二州不仅包括国土边疆地区，也包括君王所居的中心冀州。十二州的划分，是舜帝重大贡献，一直影响到中华五千年，后来的郡县制，省县制都是在十二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3、制定和颁布刑法。刑法作为一种惩罚报复手段，在原始氏族之内和之间早就存在了。但将它制度化，形成条律，并由专职官员审理，却是国家成熟时才能产生。尧以前刑律未见详细记载，至舜帝才有系统的记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惟刑之恤哉！”[9]这段文字虽然很简短，意义却十分深刻久远。第一，“象”者 ，刻画也。故知舜帝已刻刑律于器物，使民知所惩戒。春秋时代，郑铸刑书，晋铸刑鼎，郑又著竹刑，孔子大力反对，现代历史学家则誉为大事，其实早在舜帝时就已经开了先例。第二，官吏犯罪，要施鞭刑。三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说，那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度消失太久时的产物。第三，过失小罪，可赦，而怙恶不悛，当刑。注意有所区别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自古以来都接受了这种思想。第四，流宥五刑，金作赎刑，体现了仁慈宽刑的精神。第五，慎刑原则，“钦者”，敬 也 ；“ 恤 ”者 ，慎也。用刑唯慎，不可草菅人命，代表了千百年来小民的呼声。刑律颁布后，舜命皋陶作士，并指示说：“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维明克允.”⑽可见舜作象刑，主要是针对蛮夷的，但很注意掌握一定的尺度分寸，以公正廉明来使人心服。舜帝罚“四罪”（三苗、共工、讙兜、鲧），流“四凶”（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其中既有蛮夷，又有黄帝族人，还有东夷族人，既有高官诸侯，又有不肖子弟，可见舜帝确实做到到“维明克允”，誉为中国刑法学之父亦不为过。

４、确立了帝王巡狩制度。黄帝以来的古帝王，虽然也有行巡边陲，祭祀名山大川的记载，但并未形成制度。到舜帝，每岁二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每年巡狩东南西北四方一遍，与春夏秋冬四季结合，这样的巡狩每五年要进行一次。

目的一是祈求神灵赐福，二是了解各地实情，三是与各地核对历日和度量衡，四是安抚各地，融洽关系。因此，帝王巡狩制度对巩固国家政权很有必要。而巡狩四方是很辛苦的，只有舜帝这样勤政忧民的帝王才能坚持下来，舜帝后来南巡死于九疑山，按巡狩制度推断，应是夏季五月出发的。有一点最值得注意的是，舜帝巡狩每一处，都要“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11]看来最早开始统一度量衡的，并不是秦始皇，而是舜帝。

三、树立了传统伦理观念和制度

在氏族社会，人们都是按血缘关系共同生活的，最早的人伦关系和伦理观念当然要以血亲关系为核心和基础。对子女来说，孝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美德，否则以族长为中心的氏族根本无法代代维持生存下去。到了五帝时代，即在宗法体系基础上形成早期国家的时候，第一

美德仍然是孝。忠就包含在孝里面。君后就是族长父母，臣子就是子女儿孙，对君王的忠和对父母的孝，在本质是统一的，一致的。因此，孝行成为考察贤能的一个首要标准。尧帝选择舜帝时，第一好感就是孝，毫不犹豫地选定为女婿，使他具备了接任帝位的最佳资格。而四岳推举舜，首先提到的就是孝，看来，我国科举史上第一个孝廉进士就是舜。

在“父顽，母嚚，弟傲”的家庭中，舜帝“能和以孝，烝烝而治，不至奸。”其艰辛苦楚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所以《二十四孝图》将舜帝列为第一，而敦煌变文中则称舜为“苦孝子”。舜帝的许多故事，人们都渐渐淡忘了，但他的孝行世世代代被当作典范而流传下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

孝的本质，从思想情感上说，就是爱父母。在氏族时代，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12]，自然地从爱父母推广到爱一切亲人，一切人，这就是仁爱。到氏族解体，国家诞生后，私有、贪欲、诈谋、盗窃乱贼日盛，仁爱之心日益淡薄，故孟子要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3]。舜帝对其父母弟妹的孝悌，这是仁，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当地之人能在他的仁义言行影响下，让畔、让居、器牢而无欺。舜帝所到之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感召力之大，实不待言，这也是仁。舜帝摄政之后，兴利除弊，勤政野死，这也是仁。舜设象刑，使民知畏，慎刑宽宥，这又是仁。舜除“四罪”、“四凶”，为国为民除害，这实际上也是仁。舜受禅帝位，勇承大任，而又激流勇退，这还是仁。舜对三苗修文德以来之，不得已而用武，这同样还是仁。舜帝自古以来深受人民爱戴，因为他实在是个仁义之君。

舜帝不仅亲为表率，努力行孝施仁，而且还大力开展教化，选拔专职官员来主管或进行配合。舜帝是个著名的孝子，二十以孝闻，尧帝当然首先委任他“慎和五典”，即司徒之职，结果“五典能从”。舜帝之中国践天子位后，“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又委任契为司徒，敬敷五教。而伯夷为秩宗（郑玄曰：“主次秩尊卑。”），夔为典乐，教稚子，皋陶为士，互相配合，大力促进了古代伦理观念和三纲五常的制度化。

总之，我国古代伦理观念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孝。忠是孝的推广，仁是孝的实质，这些都集中体现在舜帝身上，并得了系统化和制度化。说舜帝是中国古代伦理体系的创始人，同样亦不为过。

四、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良性格

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均遭挫折而中断，唯有我中华文明能延绵至今，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坚忍性和生命力。这种坚忍性是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磨练出来的。唯其坚忍，所以能吃苦，能耐劳，能持久，能生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农耕历史特长，这对中华民族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农耕民族欲生存下去，比游牧渔猎民族更加需要辛勤的劳动和耐心的培育；农耕民族更加依恋于土地，除了努力奋斗建设自己家园之外，别无他所。到了尧舜禹时代，国家初步形成，有力地促进了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同时，又加速了民族的发展和融合，激发了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加之天下大水又大旱，中原深受其害，真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一齐来。舜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将中华文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而在艰难困苦之中，舜帝将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发扬光大，集中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

舜从小就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这磨练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养成了他勤劳节俭的习惯。据《史记》和《尸子》等古籍，舜曾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灰于常羊，就时负夏，贩于顿丘，债于傅虚，籴于平阳，牧于潢阳，历尽了各种劳作的艰辛。舜

帝成为天子以后，仍然坚持亲自劳作，不求安逸。《吕氏春秋》说：“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管子》亦曰：“ 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这些记载都证明舜帝一生勤劳，未尝暂息。

舜帝又力戒逸侈，一生过着十分俭朴的日子。例如《史记》说：“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14]《韩诗外传》卷三也有同样的记载：“昔者舜甑盆无膻，而下不以余获罪；饭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农不以力获罪；麂衣而盩领，而女不以巧获罪。”这证明舜帝节俭是自觉的，不愿增加臣下的负担，而不是臣下不能提供 。《韩非子•十过》有一则独特的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入于官，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

其实这正好证明舜帝十分注意节俭，宫中食器关乎国家礼仪，也不过是稍作加工而已。反对舜帝受禅，又何患无辞？

勤劳者深知稼穑之艰难，故能知节俭，节俭者知戒奢侈，故能不贪，所以，勤、俭、廉有着天然的联系，俭以养德是古人的名训。孔子曰：“温良恭俭让”。俭为儒家德目之一。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15]俭为道家三宝之一。古人如此重视勤俭，良有以也。舜帝勤俭如彼，其廉德可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因为舜帝一生勤劳节俭，历尽艰辛，所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若非舜帝在家备受折磨，又怎能成其孝名？又怎能努力树立起五典伦常？若非舜帝流浪四方，百苦遍尝，众业皆为，又怎么能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又怎能遍入百官，百官时序？

所以孟子感慨良深地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⒃艰难困苦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增长人的才干，但也可以摧垮人的信心，消磨人的斗志，所以舜帝可以千古垂范，中华民族可以以舜帝为骄傲，为荣幸。

（尤慎，江苏苏州人，零陵师专中文系副教授，师专图书馆馆长；出处：《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10 月号，第22卷第4期）

参考文献： 

[1] 杨向奎 . 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J]. 文 史哲.1956.(7).

[2]谢宝笙.尧舜禅让与五帝文化[J].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7.(4).

[3]《史记•五帝本纪》[M].

[4]周先民.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J].文学遗产.1995.(3).

[5][6]皇甫谧.帝王世纪(第二卷)[M].

[7]何光岳.东夷源流史[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P133.

[8]陈唯声.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J].北方论丛.1996.(4).

[9][10][11]周秉钧.尚书易解{m}.岳麓书社，1984.P18,P22，P16.

[12] 《礼记•礼运》[M].

[13]《孟子•梁惠王上》[M].

[14]《史记•太史公自序》[M].

[15]《老子》第六十七章[M].

[16]《孟子•告子下》[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