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武王死后，成王执政，周朝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当时能征善战的太公已死，周公不得不担当起摄政、平叛，制度建设的大任，成为周朝的顶梁柱。

周公位极人臣，功高震主，引起当朝大臣的怀疑乃至不满是正常的，当然也包括文王的庶子召公。

召公是成王时的重臣。据《逸周书•作雒解》，在平三监之乱中，他与周公一道“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召公也是三公之一，以河南陕县为界，镇抚周西部；周公则留守洛邑，镇抚陕县以东广大地区。

如果周、召二公不和，对初生周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将是致命威胁。这也是为何周公苦口婆心，劝导召公同心协力成就文王开创的大业的原因。

司马迁对此记载很详细。周成王的时候召公位列三公：自陕地以西，由召公镇抚；自陕地以东，由周公镇抚。当时成王还幼小，周公代他主持朝政，执掌国家大权。所以召公怀疑周公的所作所为，于是周公就作了《君奭》。召公对周公很不满，周公引经据典劝告说，商汤时有伊尹，功德感通了上天；在太戊时，有像伊陟、臣扈那样的贤臣，功德感通了上帝，并有巫咸治理朝政；在祖乙时，有像巫贤那样的大臣；在武丁时，有像甘般那样的大臣：这些人辅佐君王建功立业，殷朝才得以长期安定。”召公醒悟，就不再怀疑不满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戌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甘般，即《君奭》中的“甘盘”——笔者注）。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说。”

《书序》的记载内容与之相似，但更为简洁：“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说，通“悦”——笔者注），周公作《君奭》。”

宋以前无人怀疑“召公不悦周公”事，但宋儒将圣贤理想化，所以认为先贤有不满情绪不合乎标准。苏轼《书传》称：“旧说或谓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当时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独召公也？今已复子明辟（明辟，还政于君——笔者注），召公复何疑乎？”程颐甚至认为召公并不是不悦周公，只是对自己担任的“保”一职不高兴；朱熹的回答更令人莫名其妙，《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九》：“问‘召公不悦’之意。曰：‘召公不悦’只是小序恁地（恁地，nèn dì，意为如此，这样——笔者注）说，里面却无此意。这只是召公要去后，周公留他，说道朝廷不可无老臣。”朱熹似乎并没有理解《君奭》的文义。

我们研究经学，关键要经子相参，经史相参，不可学宋儒按自己的理解随意增补经文，移易字句——如同朱熹对待《礼记•大学》一样！这种师心自用，擅改经典的作法是对经典的最大亵渎！

在学界中国文化研究已经严重西学化，社会上中国文化宣传已经严重心灵鸡汤化的今天，我们更要注意这一点。

经文：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兹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

语译：

周公说：“武王曾经向你表白，他详尽交待，希望你能做万民的表率。武王说：你们要努力辅佐成王，要真正承担起辅佐成王的使命。长远规划周朝未来，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长远打算，才会有将文王传统发扬光大的动力。”

周公接着说：“奭呀，说句心里话，我是极为信任你的，希望你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吸取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充分而清醒的认识到：上天既可以保佑一个政权，也可以抛弃一个政权。我是真诚的，若不真诚，我会说这样的话吗！我还想问你：‘除了我们二人，你还有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吗’？你肯定会回答说：‘正是因为大家真诚合作，上天才给周朝降下很多美好之事。而这样好的局面，难道仅仅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我也希望你能够尊重并选拔德才兼备之人，最终让后代能够继承文王的治理传统。因为我们二人真诚辅佐成王，周朝的发展才会有今天的好势头，让我们永不懈怠地共同推进文王开创的伟大事业，让普天之下的民众都支持拥护我们。”

周公说：“奭呀，我不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才说了这么多话，我最大的担心是天命和民心。”周公继续说：“哎，奭呀，你也知道，总的来看，普通百姓做事，在开始时候都很认真，但往往不能坚持到底。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从现在开始要以更加恭敬之心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