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天命是周初政治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其天命观到战国时期演化为性命之学。

周初三公之一召（音shào）公名奭（音shì），《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训诰。开篇即讲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天命问题。

周公一方面主张“念天威”，另一方面又说“天难谌（音chén，信——笔者注）”、“天不可信”，强调永保天的护佑，在于人事的治理，发扬为民服务的德行，“惟人”、“恭明德”。

召公与周公的天命观相似。有学者根据《墨子•非命中》，甚至认为“天不可信”是周公引召公语。（江灏 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349页）

《墨子•非命中》引先代圣王之书证明自己的“非命”观念。主要引用了三本尚书类文献，一是商书《仲虺之告》，即《仲虺之诰》。引文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打着天命的旗帜虐治天下，所以上帝痛恨他，让其军队覆灭。“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

二是周书《太誓》，即《泰誓》。引文说，商纣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帝，抛弃先人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在天！”不努力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不去保佑他。“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

三是周书中的逸书《执令》，上面引用召公的话：要恭敬！不要相信天命。我俩还不能相互劝勉吗？福命并不是凭空自天而降的，而在我们所作所为。“敬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执令》实际并没有说“天不可信”，而是说“无天命”，二者语义上还是有区别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墨子并没有否定天命的存在。《墨子•天志》中“天志”就是赏善罚恶的天命。一如召公说“无天命”，也不是否定天命的存在。

为何墨子还要提“非命”呢？他反对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宿命论，这在《墨子•非命上》和《墨子•非儒下》中表现得很清楚。墨子说，顽固坚持“有命”的人认为：“长寿夭折、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能减少增加。穷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有定数。人的知识和力量是无能为力的。”一些官吏相信了这些说法，就会对分内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这些，就会劳作懈怠。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乱，农事懈怠就要贫困，贫困是国家混乱的源头，而有儒者把这些作为教化之道，其实是残害天下人啊！《墨子•非儒下》：“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或许是因为《墨子•非儒下》中说儒者“强执有命”，就有学者认为儒家主张宿命论，《论语•颜渊》中子夏不是也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吗？这是断章取义！实际上墨家和儒家主流的天人观——天命观、性命观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既畏天命又重人事，主张修身以俟命、尽人事听天命。这些思想的源头皆可上溯到周召二公的天命观。

另据《墨子•鲁问》，墨子告诉弟子，对那些喜好声乐、沉迷于酒的国君，才对他们讲非乐、非命的道理。“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圣人思想皆治世之良药，无病又何需药？“非命”不过是墨子治天下的一剂大药！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圣人无可无不可，何尝执一以废百？圣贤从不以绝对真理自居——观《墨子》，知圣人中道智慧圆融如此，令人赞叹！

经文：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语译：

周公说：“奭呀，因为商纣王不行善政，上天降下亡国之祸，殷商政权已失去上天的护佑。我们能建立周朝，是因为得到上天的护佑，可是我不敢说我们能永远符合上天的要求。即使上天以无限的诚意保佑我们，我还是不敢保证周朝能长治久安。哎，你说过我有能力治理好周朝，即使有你的鼓励，我也不敢坦然安享上天的护佑，而不考虑上天的惩罚。现在万民没有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治理呀。后代子孙若不敬畏天地，放弃先王的良好传统，那是他们不知天命难得。不能迷信上天，上天保佑是因为良好的治理。如果不恭敬谨慎治理国家，上天便会终结这个政权。所以后代子孙要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真心造福社会。现在我并不想为后代做示范，只是把先王的优良传统加以光大，让年轻的成王继续发扬。”

周公继续说：“上天的保佑要求我们先有良好的治理，所以不要迷信上天。只要我们能够把文王的德政发扬光大，上天便不会终止周朝的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