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中华治道中的权与法，不是现代学人热衷讨论的权力与法律之辨，而是经与权，常道（法）与权变之辨。这是中华治道的核心问题。

本节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如何以恩惠、均平、悲哀、快乐、礼义、技艺、政令、事功、奖赏、中道、权变治理万民，强调权变的重要性。

《礼记•丧服四制》云：“权者，智也。”中国古典政治本是智慧之学，守经达权，既坚持原则常法，又能变通行事。

什么是权和经呢？孟子曾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xié，心里怀着——笔者注）其变权，乃得为贤。”（《韩诗外传•卷二》）出自孟子和弟子高子的一段对话。事情是这样的——许穆夫人是卫懿公的女儿，当初许国和齐国同向卫国求亲，懿公选择将女儿许配给许国。而女儿却认为，许国小而远，齐国大而近，卫国一旦有事，可以得齐国之助，希望将自己嫁到齐国，卫懿公不听。后来狄人来攻打卫国，许国不能救，狄人大破卫国。许穆夫人作《载驰》慰问卫侯，这首诗后来被收入了《诗经》。但高子认为卫懿公的女儿自愿嫁到齐国不合礼仪，她的诗怎能编入《诗经》呢？于是孟子作了上面的回答，并指出，有卫女那样忠于国家的志向则可以权变，自愿出嫁，若没有卫女那样的心胸，则不可以权变。《韩诗外传•卷二》：“ 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更明确定义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也就是说，权变是在常法的基础上做出的非常之举，最终目的依然是维系常法、善道。

魏晋南北朝时的重要子书《齐子新论》专有《明权章》，对于我们理解经权之辨，权与法的关系很重要。文中说：“循理守常曰道，临危制变曰权。”对于常道与权变的关系，作者认为固守常理就不能很好地变通，只有抛开常理才能加以权变，这与本篇“以权从法则不行，行不必法”“权不法”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道理微妙难懂，作者还用形象的比喻解释说，常道就如同平常我们要穿衣戴帽一样，而权变如铠甲和头盔，只有在打仗时才用，并不经常使用，所以只有贤哲之人，才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齐子新论•明权章》：“夫有道则无权，道失则权作。道之于用，犹衣冠之在身也；权之轻重，犹甲胄之卫体也。介胄御寇而不可常服，权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贤哲，莫能处也。”

《齐子新论•明权章》也提到了“惠而忍人”的问题，强调为了维护大义，即便亲情也要抛弃，因为亲情与大义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历史上大义灭亲的人很多。比如舜流放了弟弟象，周公诛杀了哥哥管叔，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音què——笔者注）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石厚，鲁国公子季友用酒毒死哥哥叔牙。

实践中道却不行权变，就会偏执一端，最终背离无可无不可的中道。孟子激愤地写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在遵守常法的基础上权变，才能实践中庸之道。《荀子•天论》说：“不知贯（贯，一贯原则，常道——笔者注），不知应变。”

受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今人喜欢以一端为真理，将德法、经权、公私等截然对立起来，真可谓“执一无权”。难怪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感叹，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得正道；能够学得正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正道；能够坚守正道的人，未必能够力行权变。《论语•子罕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中庸之道如此难能可贵！

经文：

抚之以惠，和之以均；敛之以哀，娱之以乐；慎之以礼，教之以艺；震之以政，动之以事；劝之以赏，畏之以罚；临之以忠，行之以权。权不法，忠不忠；罚不服，赏不从劳；事不震，政不成；艺不淫，礼有时；乐不满，哀不至；均不一，惠而忍人。凡此物，权之属也。

惠而不忍人，人不胜害，害不如死。均一则不和。哀至则匮，乐满则荒。礼无时则不贵，艺淫则害于才，政成则不长，事震则寡功。以赏从劳，劳而不至。以法从中则赏，赏不必中，以权从法则行，行不必以知权。权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终。

语译：

用恩惠安抚民众，用公平团结民众；以悲哀节制他们的沉痛感情，以快乐娱悦他们；用礼使他们和顺，用技艺教他们本领；用律法政令规范他们，用劳役兵役动员他们；用奖赏勉励他们，用惩罚威慑他们。总之，治理民众要中正无偏，推行政令要通权达变。通权达变则不必拘守常法，把握中道则不必固守一端，要以权变实现真正的中正之道。惩罚不能使人强行服罪，要罪罚匹配；赏赐不能唯力役劳作是从，要重功而轻劳；役使百姓不可态度骄横，为政治民不可一成不变；技艺不宜过分精巧，礼仪要讲究时节合宜；欢乐不能无所节制，悲哀不能达到极限；均平天下却不能简单的整齐划一，恩惠爱人但对某些人要有狠心。凡此种种，都是权变的智慧。

只知行恩惠，而纵容本该严惩的恶人，那么善良的人就会不胜其害，与其让恶人为害社会，不如及时杀死他。形式上的平均一致，反而会破坏实质的公平，社会不公则民众不和。哀戚达到极点就难以为继，欢乐没有限度就沦为放纵。礼仪不合时节就不美好不可贵，技艺过度精巧就靡费钱财。政事一成不变，就不可长久，役使百姓而盛气凌人，就难有功绩。赏赐如果单凭力役之劳，民众便只会按部就班，徒劳而无功。以刑罚使人屈服，不是心悦诚服。以常法的“中”作为不变标准进行赏赐，则赏赐必然会有不当的情况。要权变去符合常法必然行不通，行为不必都合乎常法。遵守常法还要通晓权变，行权变要留心事务的细节先兆，把握细节先兆就能够洞悉起因，洞悉起因就能够预谋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