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战争通常的作法是：被征服民族降为二等公民，拥有更少的权利并承担更重的税，而战俘则直接沦为奴隶——一直到穆斯林驰骋北非的时代依然是这样。

西方世界长期按种族和宗教分界，平等和自由只限于某一族群或宗教之内。公元439年正式施行的罗马帝国《狄奥多西法典》明确规定，犹太人不得建造新的会堂，不得从事律师、公务员、士兵等行业；“黑命贵”运动在21世纪的美国爆发，反映出种族严重不平等的冰冷现实。

中华世界不是这样。“天生万物，惟人为贵”，人命关天，人命最贵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人，无论尊信何种宗教，无论属于哪个族群，都应获得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反映到战争上，如何将敌对族群纳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使之成为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历代政治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逸周书•武称解第六》将安抚敌对民众的政策称为“武之抚”和“武之定”，二者略有区别——战胜了敌人，要发号施令禁止官吏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敌人的爵位，田地住宅也不减损，让他们各自安定亲属，这样民众自然归服，这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这是武事的“定”。文中说：“既胜人，举旗以号令，命吏禁掠，无取侵暴，爵位不谦，田宅不亏，各宁其亲，民服如化，武之抚也；百姓咸服，偃兵兴德，夷厥险阻，以毁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中国古典政治学原典《黄帝四经•国次》主张兼并他国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解除其武装，却不可随意掠夺，要做到“兼之而勿擅”，这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其土地赏赐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如此方能功成不去，没有后患。“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堕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土地，以封贤者，是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逢殃。”

对照《尚书•多士》，我们发现周公安抚殷人的政策与《逸周书•武称解第六》《黄帝四经•国次》所论若合符节。对于殷商贵族，周公没有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而是选拔任用其中的贤能之士，“惟听用德”；同时，给普通百姓以出路，分给他们土地田宅，让他们在洛邑安居乐业，就是本节所说的“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

政治问题说到底是人事问题。只有选贤任能，将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人吸纳入政治组织中，才能“建中”，建立稳定的政治共同体核心——中央政府。《尚书•多方》特别指出，对于辛勤耕耘的殷人，周人会赏赐他们，并将这类人选拔到朝廷中来。对于尽心尽职的官员，还要大加提拔。“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从“惟人为贵”的文明观念到战后安抚的高明政策，中国先贤建立了超越西方的理论体系。无疑，它们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思想资源。

经文：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语译：

周成王说：“殷商遗民们，周朝平定了以管、蔡、商、奄为首的叛乱后，加强了对你们的管控和教化。周朝奉行天命平定叛乱，将你们迁徙到远离故地的洛邑，距离我们更近，便于管控，让你们自觉地为周朝服务。”

王说：“我要强调的是，现在不想杀掉你们，只是再一次向你们申述前面的训诫。目前在洛地兴建城市宫室，一来便于天下四方诸侯朝贡，二来也便于你们为王室奔走效力，你们必须尽心为周朝服务。在这里，你们仍然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仍然可以安心劳作和生活。你们要敬事周朝，因为不杀你们是上天对你们慈悲。如果不敬事周朝，再次叛乱，你们不仅会失去土地，我还会以上天的名义惩罚你们。现在你们好好在这里安居，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正途。辛勤劳作，争取好的年成。从迁徙洛邑开始，只要安心劳作，顺从周朝，将来你们的后代子孙会在此兴旺发达起来。”

王说：“你们要顺从周朝，只有这样我刚才所言——你们会拥有新生活，你们后代会兴旺发达，才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