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球版战国时代。

这是越发白热化的列国大争时代。

这是需要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的中国已经习惯于以别人为师，英法、德日、苏俄，乃至小国新加坡……我们走过一个个标杆。

“山高人为峰”。今日初步富强起来的中国需要开拓自己的路，一条迈向光明未来的路！这条路不可能凭空而来，它须立足于中华五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立足过去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

这客观上要求新时代学人改变过去一百多年的学生心态，从探索者的角度认识开拓新道路。因此，我们必须转变三大思想观念：从疑而非古到信而好古；从不破不立到不立不破；从以西释中到返本开新。

一、从疑而非古到信而好古

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积累了如此丰富的学术资料——从公元前21世纪的尧舜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记录从未中断。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开发这些宝藏，找到其中经过历史检验的普遍规律，必将为人类开拓出崭新的天地。

早在38年前，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所做的“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就提到：“中国拥有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构成的文献史料，又由于史前考古和历史时代的考古，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的历史资料，并把中国历史又上溯了几千年。在全世界，很少有哪个区域的历史过程有如此丰富、完整的资料。既然如此，在中国这样大的地域，这样长的时间内积累起来的众多资料中，所看到的历史发展的法则，是否应该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即对于社会科学关于文化、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具有真正新颖的启示，或有所开创？”【1】

宋人做学问喜欢师心自用，对经典妄加怀疑也从那时开始，至清末民初，遂成巨流。特别是20世纪初集疑古思潮之大成的“古史辨派”，他们深受缺乏史官传统的西方影响，从经学到史学再到子学，几乎怀疑一切，却又没有提供科学实证，结果极大撼动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尽管今天考古资料证明他们的怀疑大多空口无凭。特别是古书的辨伪，造成了太多的“冤假错案”。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根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献来看，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和时代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是失多于得的。”【2】

中国有数千年史官传统，他们秉笔直书，记录着这个民族前进的轨迹，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有“实录”的千古美誉，是因为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能恰当取舍诸多先秦流传下来的经、史、诸子文献。处于司马迁千载之下的我们，怎能随意怀疑经典呢？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疑古学派的滚滚思潮，章太炎先生大声疾呼：“经史传世，江河不废。历代材智之士，籀读（音zhòu dú，诵读——笔者注）有得，施之于用而见功效者，不胜偻指（音lǚ zhǐ，屈指而数——笔者注）……（经史）率皆实录。实录者，当时之记载也。其所根据，一为官吏之奏报，二为史臣所目击，三为万民所共闻，事之最可信者也。”【3】

经典是一个族群赖以生存的文化血脉。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它同基因一样，是人类演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便是那些没有文字的狩猎采集部落，对于口头流传的经典也采取尊重、崇信的态度，现代西方一神教族群更是推重自己的宗教经典。但过去百年来许多中国学者不是这样，再真实的经典，也会被他们当作僵死的史料，用西方学术框架进行“削足适履式”研究。结果是20世纪初“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人价值体系几近全面崩溃，话语权和合法性不断流失，我们至今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

对胡适将国学“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路线，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批判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即便心存温情的敬意，也必将瓦解‘中国’自身的价值系统。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注经家，在注经过程中不断彰显经学作为‘常道’的义理，以使之引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进程。而今人如果以‘历史’眼光看待他们，则古人的一切努力，都会被瓦解在时间的河流中，成为‘经学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4】

百年历史表明，按照现代与传统对立的逻辑，将中国本土学术史学化，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虚无主义——将中国四五千年的学术命脉连根拔起，这是文明自残！

今天，我们必须转变对传统经典和学术思想疑而非之的态度，回到孔子“信而好之”的正确思想路线。《论语•述而》开篇引孔子语：我只转述先哲的思想而不创立自己的思想，我相信且喜好古人的经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这才是人类对待经典的普遍理性态度。因为经典承载的文化是一个族群演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决定了文明的本色——只有回归经学，回归经典，回归灵魂家园再出发，我们才不至迷失自我！

二、从不破不立到不立不破

中国近代史是受列强欺辱的历史，也是奋起革命的历史。

很少有时代如清末民初一样，中国前所未有地面临着亡国灭种大危机。当时凡有血性者，皆为探寻救亡之路而上下求索。由于我们已无法从腐朽的宋明理学中找到现代化思想资源，只得将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有摆脱中国旧文化的包袱，以西方为师，方能复兴中华。

所以当时人们大胆破除文化中不合时宜的一切，认为只有破坏掉旧的世界，才能建立起新的世界。不破不立，其高潮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近些年，每到“五四”纪念日，就有人提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致使中国文化衰落，这种想法过于浅薄。因为正是“五四”运动及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复兴中国文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宋明理学，那是一种佛学化的、具有极大误导性的中国文化！

哲学家贺麟先生1941年就指出这一点，尽管他并未找到复兴中国文化的道路。贺麟写道：“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的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5】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经济层面消灭了宋明理学深入基层的力量士绅地主阶层，士绅地主所代表的君权、族权和夫权衰落，妇女得到解放，人与人对等的社会关系（礼的应有之义）得以重新确立……诸多伟大的社会改造成就，影响深远。

从中央苏区时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妇女解放，妇女平等参加劳动，参与政治，婚姻自由，解放后，妇女解放的相关措施成为国策。据相关研究：1950年女性党员占比高的县，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受教育水平也更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更加平衡。人民公社时期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得以保留。当今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在60%以上，远高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6】

新文化运动以推翻旧道德的束缚为己任。问题是，推翻旧道德后，我们并不能建立起系统的新道德来。科学家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之一，由于长期受到科学训练，他以“科学”的生活方式著称——每天必睡8个小时，到哪里都要对自己的餐具消毒，极讲卫生。

留学英国的丁文江似乎没弄清西方人伦道德的基础是宗教，他回国后要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一生中曾三次宣布这种人生观——当然最后都流于空想。去逝前两年（1934年）他写了《我的信仰》一文，还希望建立起用科学习惯和世界观培育自我牺牲的宗教。丁文江写道：“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科学是没有界限的，凡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凡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不论材料性质如何，都是科学……举凡直觉的哲学，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识，都不可以做我们的向导。”【7】

宋明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诱导普通百姓践行禁锢人性的伦理道德，理应被推翻。关键是我们还要建立起一种超越宋明理学，基于社会自然分层和对等社会关系的人伦道德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百年社会革命的成果。否则，在市场经济的薰染下，社会有滑向去道德化的危险。

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在学术的各个领域，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建设一个新时代，而非破坏一个旧世界，破坏一个旧时代。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维观念，以不立不破取代不破不立。

三、从以西释中到返本开新

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剧是“以西释中”，按西方之履削中国之足，导致中国本土文化大面积沉沦。不幸的是，今天这仍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主流。

悲剧是从100年前，胡适发表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开始的。192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揭开了“整理国故”的帷幕。《国学季刊》隶属于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下最早成立的专门性国学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国学门，发刊宣言代表了国学门全体同仁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百年中国文化的走向，以及中国学术的范式。

根据这份宣言，中国本土学术体系成了“故”，成了历史。如何将之现代化（即西化）呢？就是用西方之学裁剪中国之“故”。这种学问是“国故学”，简称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写道：“‘国学’在我们的心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

偷梁换柱，将“国故学”说成“国学”，等于将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数千载的学术体系判了死刑，且给她树起一块“国故学”的墓碑，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将胡适提倡的“国故学”比作一台计算机，那么输入的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则是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西方文化。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后，很快有人看到这一研究路线的灾难性，它遭到了章太炎、梁启超、张尔田、孙德谦、柳诒徵等人的批评。“国故学”不可以简单称为“国学”，民国学者曹聚仁认为这将导致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国故）的异化，他说：“按之常理，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8】

“国故学”实为“亡国故之学”！朱宗熹先生写道：“名为研究国学，实则促国学于沦亡。名为考订经传，实则沦经传于散佚。”【9】

历史没能阻止西学大潮铺天盖地般涌入中国，胡适式“整理国故”运动成了“消解国故”运动，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为之痛心不已。吴晶、张昭军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只是国故学》一文中说：“《宣言》主张把一切‘国故’作为有待考证的史料，客观上否定了中国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合法性，轻视了乃至无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就此而言，国学研究无异于釜底抽薪，实际上是对中国学术体系的一种解构。”【10】

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束过去百年“以西释中”的错误学术路线。在接续中国五千年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贯通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学术，返本开新，构建一种新的学术体系。

从以西释中到返本开新，这是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伟大革命，也是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轴！

约略言之，过去四五千年，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只有两种，一是20世纪以前以“天下为公”的经学为指导思想，二是1949年解放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贯通二者，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复兴精华的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再用这种中国本土学术体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一条迥异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然，除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复兴中国文化还需要借鉴人类学、心理学等诸多现代西方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须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的成败经验；无论是狭隘的中国文化本位还是偏激的全盘西化，都背离中道——我们要在坚守主体性的基础上开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

如果中国学人继续株守过去百年的错误学术路线，迷信基于私人大资本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学术”，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是不折不扣的与虎谋皮——在学术思想已成为战略工具的当代是极其危险的。

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重要如此。

学术关系国运之根本。对于学术路线，吾辈敢不三思而后行之！

再蹈覆辙，以西释中，国将无学矣！

居庙堂者知否？知否!

注释：

【1】张光直：《考古学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收入作者《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收入作者《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

【4】陈壁生：《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163页。

【5】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收入《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6】姚洋：《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载《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3期。

【7】丁文江：《我的信仰》，载《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

【8】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收入许啸天编辑《国故学讨论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

【9】朱宗熹致邵力子的信，见曹聚仁《审订国学之反响》，载1923年5月29日《民国日报•觉悟》。

【10】吴晶、张昭军：《〈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只是国故学》，载2014年11月27日《团结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