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学者龚自珍有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龚氏之言尚欠精准，应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经。”

何以这样说？因为经学是一个族群的文化基因，发展蓝图，决定了一个族群的公理和是非标准。而史学早期只是经学《春秋》类的一部分，《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可谓集汉以前学术成果之大成，其中并无史书类。司马迁以“继春秋”（大义）之志所作的《史记》列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春秋》类，称“太史公百三十篇”。

受西方影响，今天史学退化为记述史实的学问，根本不能同经学相比。史实可以被扭曲或忘记，但如果中断了经学血脉，一个族群终将因失去自我而消亡——哪怕他们的基因仍残存在人类基因库中。

同世界上所有族群一样，在中国文化中，经是圣贤对千万年实践经验的总结，个人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指南，是文明的不竭源头，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开篇即说，经书皆由圣人编辑删定，作为基本范式为万世所效法。其中的宗旨，重要显明如正午太阳一样照耀天下。“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四库馆臣认为，犹如几何学中的数学公理，经学是一个社会的公理，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

为何经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呢？先贤认为圣人考察万事万物的基本规律，抓住了宇宙人生的常理，用以教化大众，这样的书就是经。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定义说：阐明天、地、人普遍道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恒常久远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文教。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变化，深究事物的规律，从而制订出人伦纲纪。“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

此非誉美之词。因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98%以上的时间都以经学为基本指导思想。1949年史学家蒙文通先生（1894-1968年）指出：“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发挥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1】

李澄源先生（1909-1958年）著《经学通论》，将恒常的经学与一朝一代的法律相比较，对于经学在公私生活、政治法律中的意义，论述更为详尽。他说：“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2】

可悲的是，进入20世纪，国人已不识经学本来面目，连博学如梁启超者，也认为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家谱”，对于《春秋》明王道，大一统，建中立极的大义，已经茫然无知。试想，写史不以王朝为中心，何以完整论述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

当时竟有烧经之说。熊十力回忆：“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史》一小册,曾谓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3】

历史的不幸在于，中国人并没有焚毁六经，却用西方学术方法将之埋没了。蒙文通先生痛斥：“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4】

经之灵魂是经义，经书中蕴含的义理。如果将经学置换为西方史学、哲学，简直是买椟还珠，会导致我们在思想、学术上成为西方附庸。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回顾经学被史学化，中国本土学术从“以经（义）为纲”，到“以史（料）为纲”，最后到“以（西）学为纲”的历史后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术丧失了自身的价值系统，典籍成为‘史料’，中国学术也成了西方学术的附庸，即便最为保守的现代新儒学，也是建立在对西来大量观念不加检讨的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承载中国传统义理的经学，则在现代学科中瓦解殆尽。”【5】近代诸多学人将经学史学化，以史学代替经学。将经学义理埋入历史，以此消灭经学，方法何其隐秘！结果何其可怕！这是亡文化、亡天下！

国魂经学沉沦，只留下剥离了经学义理的“现代”史学，会使我们步入迷途，不仅难以解释自身，更看不清未来。有人企图在重史实的“现代史学”中找到方向，企图通过历史的吉光片羽考古遗物找到答案，这种迂回学术路线事倍而功半，甚至多劳无而功。因为考古遗物（除了带文字的）不会说话，所得史实，如断线之珠，难以贯通、详明。

一百年前，考古学刚刚进入中国。对于当时学人迷信以考古器物证史，章太炎先生以契约在法官判案中的地位为例，批判道：“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卖买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两造，指诉讼的双方——笔者注），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方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6】

身处21世纪的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学术流传，而盲目迷信西方史学及考古学，以西格中、削足适履，致使自身文明血脉经学被斩断，这是怎样愚昧无知啊！

放眼天下，中国经学不绝如缕，中华文脉不绝如缕。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被严重侵蚀，人文学术日益蜕变为文化霸权武器的今天，“灭人之国，必先去其经”，吾信之矣！

注释：

【1】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作者《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李源澄：《经学通论》，台北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版，第4-5页。

【3】熊十力：《论六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4】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作者《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陈壁生：《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6】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收入作者《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