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出现了经学研究的热潮，但经学的诸多重要问题还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本文就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这一人们所熟知的经学定义提出质疑，认为作为经学原典的五经出现在儒家之前，先秦诸子百家皆宗奉五经，五经不是儒学的专利；而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设立五经博士之后的儒学存在经子之分，“儒家经学”的习惯用语存在混淆经子之分之嫌。

由于历史的原因，真正的经学研究在最近百余年的时间基本上是荒漠一片，而且经学一度被视为封建主义文化受到批判，并由此形成了对经学的诸多不求甚解。上个世纪8O年代后，学术界才开始有人涉猎经学，而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则兴起于近年。无论是国家级、省部级的课题立项中，还是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论著与学位论文，经学研究都占据很大的分量。但也应该看 到，经学的真正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关经学的诸多重大问题，还存在不少异议。目前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较为深入的研究，才能为经学研究打好扎实的基础，而不至郢书燕说，还习以为常。

基于这一想法，本文针对“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这一流行的经学定义，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 、 流行的经学定义

冯友兰先生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以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两大阶段，而以经学开创于汉武帝时，董仲舒被列为经学时代第一位哲学家，晚清的廖平为经学的终结人物。冯友兰先生的这一划分，对认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大势，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但自此以后，汉武帝时为经学的起点，被许多学术论著所认同。人们划分中国文化史，流行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几大块，也是以“经学”为最能表征汉代学术的名词 。

受此影响，研究经学的论著在定义经学时，多是以经学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将经学视为研究儒学经典的学说。查阅现在关于经学的论著，这一说法极为流行，是现在对经学认识最普遍的观念。如周予同说：“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 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周予同，第650页）屈守元说 ：经学是“重视研究这种文献的学科”（屈守元，第3页）。钟肇鹏说：“经学是对经传的注释解说、阐发经义、研究经传的学科。”（钟肇鹏，第448页）罗炽说：“所谓 经‘学’，是特指训解、阐发和研究记载先王遗教之经典的学问。”（罗炽，第7 页）詹杭伦说：“经学是研究经书之学。”（詹杭伦，第110页）这些定义所说的经典、经书、文献都不出十三经的范围，而十三经又被这些论著视为儒家的经典，所以，他们所说的经典、经书、文献实际上指的就是儒家经典。更多的论著则直接以阐释儒家的经典来定义经学，如许道勋、徐洪兴说：“经学是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之学。”（许道勋、徐洪兴，第8页）吴雁南、李禹阶说：“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学经典的学问。”（吴雁南、李禹阶，第1页）刘再华说：“所谓经学，就是诠释、研究 儒家经典的学问。”（刘再华，第3页）冯 良芳说：“经学，顾名思义，即研究经的学问，是关于儒家 经典的阐释学。”（冯良方，第10页）焦桂美说：“经学是阐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焦桂美， 第 1页）陈克明说：“中国经学是研究中国儒家经籍的专门学问”。（陈克明，第1页）在其他相关的论著中，类似的说法不胜枚举。这些表述都是将经学定义为诠释儒家经典的学说，有的甚至直接用 “儒家经学”来称谓经学。

这一定义所指的经学都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到晚清的经学，故这些相关论著在论说经学时，从时间上都是将先秦排除在外，只是以先秦为经学之源，或前经学时期，论及经学学派时也只讲到汉 学、宋学、清学。此说看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带来的儒学从民间的诸子百家之学变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一历史的转变，但是，如果考察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经学就是研究 《周易》《尚书》《诗经》等古代经典的学问，它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从经学是常道，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信仰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来看，把 经学理解为儒家经学或汉武帝以来的经学，这只是一种狭义的理解，这一狭义经学观念所说的经学，并没有揭示经学的本质特点，它只是对经学作了掐头去尾的界定，而没有看到经学是随五经的形成而出现，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只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在廖平、康有为之后，以五经为原典的经学所蕴含的中国精神之魂依然存在，经学并没有终结。

而从这一狭义的经学观涉及的儒家与五经的关系，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儒学的关系来看，所谓“经学是诠释儒家经典的学问”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

二、儒家与五经的关系

狭义经学观所说的经典指的是在历史上最后被确立的十三经。十三经中的 《周易》的十翼、《春秋》三传、《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孝经》《孟子》等无疑是出自儒家的典籍，但它们在经学中都不具备原典的性质。经学的原典是《易经》《诗经》 《尚书》《仪礼》《春秋》五经，十三经中的其他经典多是由五经衍生出来的。原典的五经是经学成立的根本，五经是否为儒家专有，是狭义经学观成立的理论前提。从五经的形成与在先秦到汉武帝之前的流传来看，都不存在这样的理论前提。

就五经的形成而言，五经在儒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通过 《左传》等其他先秦史料，特别 是对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已经充分说明，《易》《书》《诗》《礼》《乐》《春秋》，在孔子出生以前就已经流传。其中，《易》的出现历史最为悠久。徐复观在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认为，经学发端于“周公及周室之史”，并通过相关史料证明，周公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制礼作乐，还与 《易》《春秋》成书有关系，也是《书》《诗》部分篇章的作者。（见徐复观，第2页）在儒家创始人孔子出生以前，后来所谓五经中的《易经》《诗经》《尚书》等典籍就已经开始普遍流行 （见黄开国，第4、5、6 章），虽然没有《仪礼》成书时间的记载，但有关各种礼仪的大量记载，说明至少在孔子以前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礼学。孔子之前的 《春秋》虽然被今文经学家断定为史书，但是是孔子著 《春秋》的蓝本，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春秋的早中期，这些典籍就不仅通行于中原各国，而且还是夷狄的楚国教育太子的教材。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没有看到六经的本质特点，但却道出了在孔子之前，五经就作为先王政典而存在这一客观的历史实际。即使将《春秋》的著作权归于孔子，也否认不了在儒家 出现以前，后来经学原典的五经多数就已经形成，并且有广泛的流行。

从先秦儒家与五经的关系来看，也绝不能将五经说成只是儒家的经典。因为从先秦到汉武帝之前，儒家虽然最重视五经，孔子晚年好 《易经》，韦编三绝，西狩获麟后还修定了《春秋》，重视以 诗书礼乐为教，孟子、荀子等儒学家也对传承五经起了重要作用，但五经却非儒家的专利，墨家、道、家、法家等都引《诗》《书》为说，或论及六经。罗根泽 《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一文考辩 《墨子》引《诗》有10条材料，引《尚书》达到29条之多。最早始言六经的不是儒家，而是 《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 《诗》《书》《礼》《乐》 《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晚清的康有为还据庄子言六经的次序及其六经之义，认为庄子深得孔子之义，只是“庄生阅世过深，以为浊世不可与庄语 ，故卮言、寓言、重言，故为曼衍，遂千年无知庄生者”（《康有为全集》第3卷，第140页）。《韩非子》多处引《诗》《书》《春秋》为说，并经常论及礼的意义与 作用。《吕氏春秋》的《务本》引有《易经》“复自道，何其咎，吉”，《听言》引有：“《周书》日：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喻大》引有：“《夏书》 日：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其引 《诗经》、言礼乐更是随处可见。《淮南子》除引用《易经》《春秋》外，还常常《诗》《书》连称。这说明在先秦到汉武帝以前，五经非儒家私有，而是诸子百家所共同尊奉的经典，被各家所普遍采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 “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班固，第1746页），明确以诸子都是由六经之学发展而来。《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刘歆为西汉经学大师，其祖辈楚元王在汉初就以尊儒闻名，其父刘向亦是西汉屈指可数的经学大师，其说有据可信。

既然五经早在儒家之前就出现，在先秦到汉武帝之前也非儒家一家所专有，诸子皆六经的支流，怎么能将五经归于儒家所专有?所以，将五经归于儒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这也是导致不能正确界 定经学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李学勤先生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意见：

《诗》《书》《礼》《乐》都不是在孔子那个时候才有的，而且在孔子那个时代 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不管它叫经不叫经。我们看 《左传》《国语》里面，当时的贵族都是在讲 《诗》 《书》 《礼》《乐》的一些问题，将其作为一种经典来引用。《诗》 《书》《礼》《乐》都是经典，人们可以对其引用、发挥，至于理解的对不对，那是学的问题，解释的问题。所以你能说当时没有经学吗?没有经学的位置吗?孔子“述而不作”，删定六经，他也是做经学的工作。所以说经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说当时就没有经学，孔子传播的六艺与其他学说是完全平等的，我看并不如此。事实上，当时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来 自六艺，来自《诗》《书》《礼》《乐》，不管他赞成还是不赞成。比方说墨子，墨子也讲三代，也讲先王。这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是他们都回避不了的。（李学勤）

从五经出现在孔子以前，五经为先秦诸子的共同源头来看，五经绝非儒家专有，所谓经学为诠释儒家经典之学，至少从经学的原典五经说，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三、狭义经学观的经学与儒学之别

就狭义经学观所说的经学与儒学的关系而论，这一定义同样不能成立。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经学与儒学的关系来看，就存在经子之分。由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而出现的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历史变化反映在政治与文化意识上是经学无上权威的形成，与经典绝对化的尊经观念的出现。当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随着诸子百家被取缔合法地位，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家之学，与法家、道家之学一样，在汉武帝以来的经学面前，也被归于子学的地位，而不能与汉武帝以来的经学相提并论。

尤其是在四部分类法确立后，经子之分成为常识，在思想文化界已经不允许有子学与经学相混淆的观念。从《汉书•艺文志》开始，经学就被置于各种学术之首，七略以六艺略冠于六略之上，就是将经学置于诸子学之上，包括后来四书学经典之一的《孟子》，也是被著录在诸子的儒家著述之列。自此以后的四部分类，更是严格区分经学与子学，以经学著作属经部，儒学著作属子部儒家，这虽然只是 目录学的分类，但背后蕴含了区分经学与子学的意识，包含着经学高于子学、子学根本不能与经学相提并论的尊经观念。四部分类法以经学居于四部之首，而儒学隶属子部，根本不能与经学相提并论，这是一个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也是历史上思想文化界的通则。经学史的汗牛充栋的史料已经证明，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尤其是四部分类法之后，严格经子之分是经学界的重要规则，“儒家经学”的说法将儒家与经学并称，则触犯了混同经子的红线。

从先秦儒学与汉武帝以来的经学看，二者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就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儒学与经学存在经子之分，二者有明显的区分。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史的常识，朱维铮教授在《中国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十讲》中，十分强调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儒学的不同，或许就是看到了这一区别的实质。

但是，司马迁著《史记•儒林列传》，以儒学称谓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之学，《汉书•儒林列传》继以为说，直到《清史稿》的编纂，也专列《儒林传》。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等历代史书虽设立《儒林列传》，记载的却不是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学者，而是研治五经、四书、《尔雅》等经典的经学家。所以，《史记》以来的《儒林列传》皆名不副实。司马迁记载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家以《儒林列传》命名，是因汉武帝初立五经博士时，还没有发明经学一词来说明博士之学，而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先秦儒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从先秦儒学发展而来，在没有合适的名词来称谓汉武帝以来的经学时，就只好借用“儒林”来指称汉武帝以来的经学。这只是司马迁的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表示司马迁以及历代史书的作者有儒家之学即经学的观念。这从历代《艺文志》《经籍志》的严格四部区分，就可以知道，在历代史学家那里经学与儒学之分是十分清楚的。只是由于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后来历代史书作者习以为常，因循而不改，遂使“儒林”这一名不副实的情况得以沿袭 。

历代史书用“儒林”来记叙经学人物，虽然事出有因，但容易给人以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即儒学的误解。可以说现在流行的 “经学是诠释儒家经典的学说”的观念，就与历代《儒林列传》的这一误导有关。加之经学又确实是以五经为经典，而五经曾经先秦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整理，所以，以经学为诠释儒家经典的学问，似乎是有充分理据的。但这显然与四部分类的观念是相悖的，而且这一观念只看到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先秦儒学的联系，而没有看到其间的区别，忽略了先秦儒学与汉武帝以来的经学的时代差异。

以上分析表明，若认定经学始于汉武帝的设立五经博士，将经学界定为关于阐释儒家五经的学说，是难以成立的，而这却正是现在人们讨论经学最流行的常识，经学研究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导致这一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界缺乏对经学本质的认识，长期陷于狭义经学观的误区。因此，只有从古人所说的常道，从现在所说的价值观、人生观、信仰理念等来解读经学，才能摆脱狭义经学观的束缚，真正揭示经学的实质。而要破除狭义经学观的影响，就需要建立广义的经学观。只有从广义的经学观来定义经学，才能真正认识到经学是中华文化的根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是随着五经原典的完成而形成，并不断 日新发展的学说。也才会知晓经学并不依赖汉武帝的罢黜百家才出现，汉武帝以来到晚清的经学，只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不能代表整个经学的发展史。随着汉武帝以来的经学所赖 以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消亡，汉武帝以来的经学确实已经终结，但经学并没有终结。经学为中华民族提供的价值观、人生观等终极追求，在今天依然有生生不息的时代意义。只有这样来解读与定义经学，在当代理直气壮地弘扬作为传统文化的根与魂的经学，也才有充分的理论与历史根据。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来源：《哲学研究》 2017年0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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