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梓材》是周公给弟弟封治理卫国的三篇告诫之一，其他两篇为《康诰》和《酒诰》。为在殷人反叛后稳定东方，周公可谓费尽了心血，多次谈东方治理问题。仅据《史记•周本纪》：“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实际上《尚书•周书》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记载周公的讲话。

本节最突出的一点是：周公强调法律、规矩是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人所共同遵守的。同时，他又告诉康叔要宽恕以前诸多犯法者。二者岂不前后矛盾？

原来，卫国是殷人故地，为了稳定局势，必须先实施宽大、安抚的政策，但法治是常理，宽宥犯法者只是一时权变。

我们一定要准确理解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的法与权。中国的法观念出自宇宙人生的规则、路线，即“道”，主张“道生法”。任何人，包括代表国家的君王，都在法之下。换言之，作为生法者的圣王君主一旦制定法律，自己也要与他人一起共同遵守，且不能随意更改法律。《黄帝四经•道法》开篇指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鹖冠子•兵政》也说：“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

反观西方，“国王在法律之上”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14世纪以前，西方普遍流行君权神授的观点，如果君主的权力来自于神，那么他显然可以不受人类法律的约束。即使到16、17世纪“主权在民”观念已经产生的时代，政治思想家格劳秀斯和霍布斯还认为，君权来自臣民的授权，但是君主并不受社会契约的束缚，因此，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主权在君，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权是什么？原指称量物体重量的工具，也称“锤”，后来引申为度量、权衡、权变。《孟子•梁惠王上》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心地上的权衡、权变，即智慧，《礼记•丧服四制》云：“权者，智也。”因此，中国的“权”概念不能译为西方政治学的中“power”，“power”来自拉丁语，指运用意志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而中国古典政治中的权，指一种权断、权变的智慧，握最高权断之柄是君主的特权（权势）。西晋法学家刘颂所谓：“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晋书•刑法志》）

在处理权与法的关系上，先贤主张“审法慎权”，就是《论语•尧曰》中说的：“谨权量，审法度。”《管子•七臣七主》更明确指出：法律政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势才是君主独揽的。君主失其所守则国家危险，官吏失其所守则国家混乱。刑罚由官吏裁决则国家得治，权势由君主控制则君主有威严，法令得人民拥护则人民对国家亲近。因此。明君总是明于法，慎于权，使上下安守其职分。“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商君书•权修》中将国家得到治理分为三个要件，分别是法律、诚信、权柄。上面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权制，意为权柄，权宜之制——笔者注）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先哲更好地处理了法与权的关系。圣人因道而权变，因权变而制法。《管子•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政治学是基于法治的智慧之学。难怪古人直接称治理国家的路线治道为“道”，“道家”就是治国理政的“君人南面之术”——中华智慧之学由是生焉！

它超越印度佛教与西方基督教偏重离尘出世，升天自利的修行路线，锚定了中国人数千年来于尘世中内养外用，自利利他，圆融智慧的生活方式。

经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语译：

周王说：“康叔呀，从普通民众、官员至卿大夫，从官员到封地的最高长官，包括你自己，你们都要遵守法律和规矩。你更要重视手下官员，包括司徒、司马、司空以及众大夫，为建立你与众官员之间的信任，要跟他们说：‘我不会滥杀无辜。’你要先于周天子对众官员表示尊重和慰劳，到任后就尽快慰劳他们。要宽恕以前那些为非作歹、杀害俘虏的人，也要宽恕那些曾经刺探国家情报的人、那些曾经残害他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