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酒诰》作于西周立国之初，周公有鉴于商人酗酒败亡的教训，严格要求本族人不得平时聚会饮酒，对违犯者，甚至处以死刑，目的显然是防止周人腐败。圣人在大乱之后，重其轻者，轻罪重罚，用心之苦，千载之后，仍可见一斑！

后世学人多反对法家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不知千古圣贤居乱世皆如此。

但对那些违反饮酒令的殷商旧臣百官，周公却采取了先教后诛，先礼义教化后施以刑罚的政策。这影响甚巨，先礼而后刑，反对“不教而诛”，成为后世重要的治国原则。

《荀子•富国》指出，既不能不教育就用刑法诛杀，又不能只教育而不诛杀，更不能诛杀而不奖赏。要礼与法，刑罚与奖赏并用。他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勤励，勤奋——笔者注）之民不劝。”

孔子直言，不经教化便加以杀戮叫做暴虐。《论语•尧曰》引孔子语：“不教而杀谓之虐。”

《大戴礼记•礼察第四十六》论礼义教化与法律刑罚的关系，将礼比作防水的堤坝，礼废弛不修，违法乱纪社会动乱就将发生，这就好比堤坝堵塞，大洪水就要暴发一样。因为礼义因人情节人欲，让各种伦理关系都能和协相处。文中说：“君子之道譬犹防（防，堤防——笔者注）与？夫礼之塞，乱之所从生也；犹防之塞，水之所从来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盈溢，犹言骄横——笔者注）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倍死，同“背死”，不怕死——笔者注）忘生之徒众矣。”

礼与法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礼禁止于违法行为发生之前，法惩戒于违法行为发生之后，所以法的作用显而易见，礼的功用却不易看到。文中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从西汉时起，一种将礼义教化与法律刑罚对立的观点产生了。一代儒宗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论述以德教治国而不用刑罚治国时，将阴阳对立起来，认为刑罚属阴，而阴处于空虚不用之地，所以不当用刑罚。这一推理近乎荒唐，离阴阳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本义相差太远。董仲舒写道：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是德，阴是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任用是生育养长；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这一荒诞推理对后世影响非常恶劣。直到今天，还时常看到一些人在各种场合空谈以德治国，片面强调礼义教化，“有治人而无治法”——背离圣贤中道，抛弃以法治国，抛弃法律刑罚，这要不得！

经文：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夫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语译：

周王说：“康叔呀，我的告诫已经很多了。古人有句话：‘领导人不能仅以水为镜观察自己，更要以民众为镜子反观治国理政之策。’想到殷商因为失去民心而灭亡，我们就会以史为鉴，认真反省自己，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

“我还想说：你一定要严肃告诫这三类人：第一类是与殷商渊源很深的殷商遗臣、众诸侯国君、众史官、众官员们；第二类是你的直属部下、管理游宴休息的近臣、管理朝祭活动的近臣；第三类是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大臣司马、负责农业生产的司农、负责制定法律的司寇，当然还包括你自己。你们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强制禁绝饮酒。

“假如有人向你报告：‘现在有人正在聚众饮酒。’你不要扮演老好人，纵容他们，应将聚众饮酒者全部逮捕押送到中央，我将对他们处以死刑；对于从殷商归顺过来的旧臣百官，他们若沉湎于饮酒，可以不处以死刑，先对他们进行教育，给其改过机会。经过这样明确的思想教育，若仍有人不遵从训诫，我将不再同情他们，绝不赦免他们的罪行，将和聚众饮酒者一样处以死刑。”

周王说：“康叔呀，你要经常学习我对你的告诫，不要让民众沉湎于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