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本节讲的法律涉及个人、家庭和政治，周公苦口婆心，一一向康叔说明。

深入研究表明，商代法律制度十分发达，且上上下下都要遵守，即使商王本人也不例外。据《史记•殷本纪》，太甲在继位后“不遵汤法，乱德”，结果被大臣伊尹流放到桐宫，后来太甲深深悔过，重新遵守汤法，才又回来执政——这反映出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原始民主政治特征。

据《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知三代皆制定了法律，但商代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康诰》中周公也一再劝诫康叔学习商人的法律制度。

商代法规完善，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官员的法律是太甲时期制定的。《古文尚书•伊训》说伊尹“制官刑，儆于有位”。官刑的具体内容包括懒政，怠政，无功于民众；有罪不举；沉迷于酒色、游猎等等。

商代还有军事法律，在《甘誓》《汤誓》中能看得特别清楚。甲骨文多有“师惟律用”的记载，师律就是军纪军法。

针对百姓的法律，除了本节提出的诸项，还包括妖言惑众、违背王命、囤积居奇，及其他危害公共秩序的法律。

《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所以我们不能说，孝德相关的法律条文是由周文王最早制定的，尽管文中强调“由文王作罚”。至于长期以来只有周人重德治、商人只重宗教和严刑峻法的观点，更是荒唐——通过《洪范》我们不难理解，德治思想是夏、商、周三代所共有的，不能因为纣不重德治，就认为有商一代都不重德治，否则，何以后人念念不忘盘庚之德！

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周人的德，后面有相应的法律支撑，不似今天多停留在口头上，纳入苍白无力舆论监督的道德说教。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要求大司徒用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针对不孝的刑罚，二是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三是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四是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五是针对不讲信用于朋友的刑罚，六是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七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八是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用五礼防止万民诈伪并教他们以中正，用六乐防止万民情欲并教他们以平和。凡不服从教化而有争讼的，与地方官一同听取诉讼，触犯刑律的则移交给司法官。文中说：“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

与西方社会宗教主要负责教化，法律主要负责秩序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世俗性国家，政治法律与社会教化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政府既要承担“君”的责任，也要承担“师”的责任。盲目学习西方，割裂法律与道德，这是近代社会的一大退步，身处21世纪的我们必须警醒！

经文：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怿。”

语译：

百姓凡有偷盗抢劫、谋财害命、悍不畏死、犯上作乱等行为，可视为犯罪，所有人都痛恨那些行为。

周王说：“康叔呀，在所有罪行中，最恶劣的是不孝不友。因为孝友是道德的底线，秩序的基石。儿子不敬父亲，不听教导，尽做些让父亲伤心难过的事；父亲不爱护孩子，反而厌恶嫌弃；弟弟违背伦理，不尊重兄长；哥哥也不顾念弟弟苦衷，不友爱提携弟弟。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败坏到如此地步，若执政者不动用刑罚，加以惩治整顿，道德将被践踏，社会将生大乱。我要强调的是，对于此类践踏底线的犯罪，你要果断运用文王制定的刑法，严惩不贷。”

“次一等的罪行是官员们违反国家律法，包括负责教化的外庶子、训人等官员和负责行政的各级官员。他们违反国家法律私发政令，欺骗民众，哗众取宠，树立个人威望，无视国法威严，拒不遵照执行，且煽动民众仇恨君主。他们如此徇私枉法，会导致更深重的恶行和灾祸，我最痛恨这类人。哎，你应该当机立断，以死刑严惩这些罪犯。第三类违法是一些诸侯国君，他们忽视对家族成员和官员的约束管控，违背天子命令，在当地作威作福。你无法用道德来感化改变这些人，只有通过刑罚来约束他们。你要敬重国法，用法律来教化治理民众，要像文王那样对治国理政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若你能将文王的治国传统和精神发扬光大，我会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