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黄老是弄清楚“中国特色”的关键

作者: 翟玉忠   发布时间: 2022-09-04

摘要:

经学-黄老,以及归本于黄老的法家,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接口。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出六经的黄老、法家,其政治组织原则和政治德行原则有助于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研究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不仅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关乎人类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人不断探索适合于本土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百年风雨,百年沧桑;百年奋斗,百年辉煌!

过去100多年来,欧亚大陆诸多古老帝国分裂衰败甚至沦为废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凤凰涅槃般地让中国重新矗立于世界东方,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还富起来了。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时代,超越“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话语权的建设成为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突出任务——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隐藏于背后,软实力越来越走向前台的全球大争时代。

与西方制衡分化的传统均势外交迥异,中国古典外交理论《管子》王霸术诸篇强调文德及理义在一统天下中的重要性,主张先文而后武。《管子•七法》在列出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统一天下的必要条件后,特别强调真理、正义这些软实力的重要性,认为无理和不义的战争不能最终取胜。“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从尧舜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维系东亚世界持久和平的是王-霸体制。直到汉以前,很少有学者如孟子一样推崇王道而贬低霸道,王道与霸道整体上呈二元对立之势是在宋以后。班固等人根据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经学辩论结果撰集而成《白虎通义》,代表了东汉官方观念。《白虎通义》认为,霸道只是实现大一统王道的一种策略,是圣人所赞许的。因为霸者执行方伯的职权,率领天下诸侯朝拜天子,维持天下秩序。《白虎通•号》上说:“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

《管子•七法》中列举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八个战争胜利必要条件分别是:财富、技术、武器、战士、政教、训练、情报、战略。这对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作者雄辩地论述道:“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

加上义理,话语权建设,实际需要软硬实力的“九个无敌”,才能保证一统天下目标的实现。

东西因互鉴而多彩,古今因相得而益彰。

过去两千年来,中国主要引入了印欧语族群的两大文化——一是公元一世纪传入的佛教,二是公元二十世纪传入的马克思主义。

前者缘于公元64年汉明帝的一个美梦,据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不知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是西方佛。于是明帝派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和二僧返回洛阳弘法。

后者也缘于一个梦,但那是一个保守腐朽帝国美梦的彻底破灭。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我们屡战屡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摒弃了空疏僵化的经学,将目光投向西方。最后中国共产党人引入并服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开拓社会主义道路,才使中国人民重新站了起来!

过去百年历史以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强中国!

两千年后,佛教早已实现中国化,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还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十二世纪印度本土佛教消亡之后,佛教因中国化获得了新生,中国文化因佛教变得丰富多彩。

如佛教初传中国一样,今天马克思主义同样面临着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要比佛教中国化艰巨得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要比佛教中国化雄伟深刻得多。要实现这种结合,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接口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因为任何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都会告诉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它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其哲学是为改造世界,服务于政治经济学。也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全世界诸多反资本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

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理论体系,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政治经济理论体系是什么?找到了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理论,我们也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接口。

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整理,是西汉末年由刘向、刘歆父子完成的,班固继承了他们的成果,稍作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本来面目。

顾名思义,《汉书•艺文志》不是按作者,而是按不同书籍进行分类,“艺文”指各种典籍、图书。刘氏的分类标准是什么呢?是社会功用,根据书籍反映思想的社会功用不同,分成六略,分别是: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六略中,与国家治理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六艺略和诸子略,二者是源与流,母与子的关系。如果说六艺(即六经)是中国文化的1.0版,那么诸子则是中国文化的2.0版。章太炎先生指出:“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弗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1】

透过经学和诸子,特别是源出六经的诸子,我们能明确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所在。《汉书•艺文志》共列诸子十家,除小说家较为务虚外,其余九家均十分重要,它们的源头及其社会功用如下: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qiǎn qiǎn,谦逊貌——笔者注),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

上述道家与后世由“独任清虚”的道家极端派演化而成的道教不同,指西汉初年的基本治国理念黄老之术。如同汉人习惯将“文学”(经书)与“儒者”并称一样,他们也会将“黄老”“道德”并称,二者都指称道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上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道生法”,只有抱法处势、循名责实、定分止争才能实现无为而治,所以“黄老”又与“形名”(循名责实,亦称“刑名”)并称。《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立刑名”,韩非亦“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又《史记•商君列传》:“鞅少好刑名之学”。

黄老、道家与法家形名法术之学没有根本区别,所以冯友兰先生干脆将《管子》等直接称为“齐法家”,与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三晋法家相区别。【2】只是认为齐法家于重农之外,更重视工商业,而晋法家则对工商业有更多的限制,甚至排斥。比如黄老道家经典《管子》,在《隋书•经藉志》中就被列入法家,战国人已将管子与法家商鞅并称为“管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在《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中对《老子》作了深入阐发。

综上所述,诸子九家直接涉及治国理政的,只有黄老道家,以及归本于黄老的法家,二者为“君人南面之术”,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体系,如欲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理应也唯有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轴经学-黄老(法家)相结合。换言之,经学-黄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接口,舍此而他求,均驴唇不对马嘴!一些人不明此中关键,一厢情愿推动其与幻想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乃缘木求鱼,升山采珠,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二、儒家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经学开利禄之途,作为诸子百家“公共经典”的六经在西汉取得了至尊地位,直接影响了两汉政局,也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所以成书于东汉《汉书•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并于“诸子略”首列传播经学、主礼义教化的儒学,称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请注意,这里的“于道最为高”,是说儒者所传经学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最为高”,而不是儒家本身最高——因为在古人心中,儒家只是百家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并非王官学,亦在罢黜之列。钱穆先生曾详细论及这一点:“且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父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侪,chái,意为同类、等同——笔者注 )于《六艺》。然则汉武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即仲舒对策,亦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3】

学术史上,经学、孔学、儒学内涵大不同,不可轻言汉武帝曾“独尊儒术”!广泛流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蕴含着严重的逻辑错误——贬抑百家,何以又独尊百家之一儒家?这种提法上是20世纪的“发明”,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孔子平议》,这位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革命家首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4】相隔千年的两大文史事件就这样被无缝对接,串为一体,以至后来学人多习焉不察。历史真相是:只有到了宋明理学那里,“独尊儒术”才成为现实。佛教化的儒家使四书超越五经,成为知识分子普遍学习的经典。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分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也不例外。

与先秦蕴含百家、教化万方的大儒不同,汉以后儒家一反中华治道(王道)政治与经济相统一,以政统经的传统,宣传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代表豪民富商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表面上打着“不与民争利”,为民请命的大旗,本质是让国家退出重要公共领域,成为“小政府”,将中央关在宫墙之内,为豪民富商垄断市场、窃取基层政权大开绿灯。

不是作为一种辅助王道的教化手段,儒家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是在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逝后西汉政府的最高国策讨论会上——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此后,儒家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只是其狡猾地以辅助王道教化的身份隐瞒着自己的真实意图。

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从长安京畿地区选拔出来的贤良,他们是迁到此地的“天下豪富民”子弟,自然成为豪民巨富的理想代言人。王利器先生在《盐铁论校注》前言中写道:“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个贤良、文学,他们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离周公,口不离孔、孟之外,还大肆宣扬当时‘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董仲舒就是向汉武帝建议要‘盐、铁皆归于民’的始作俑者。他攻击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他在对策时,大肆宣扬‘正其谊(谊通‘义’——笔者注)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说教,反对‘与民争利’,一再宣扬什么‘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他之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本书《禁耕篇》所谓:‘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复古篇》所谓:‘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正好说明董仲舒扮演的“为民请命”这出剧是怎么一回事了。盐、铁会议一开场,这批腐儒就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些谬论,摇旗呐喊:‘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5】

这次会议对中国及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理学蓬勃兴起,儒家获得真正独尊地位后,国家运用强大的国有资本理财,平衡市场成为一种与民争利的“政治不正确”,中央财力的衰弱是明清两朝崩溃前的典型特征。汉唐以后中国国运衰弱,直到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主义,实行公有制,重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才从积贫积弱走向富强。

历史充满巧合。儒家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如日中天之时,十六世纪末叶开始,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看到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表面繁荣,就认为这样才符合经济的自然法则。于是开始批判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鼓吹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评论说:“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偏狭地认为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却又认为斯密背后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而关键的是,在魁奈的背后是中国。第一个批判重商主义的欧洲人,是魁奈,而不是亚当•斯密。‘重农主义’一词是指‘自然法则’,魁奈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其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认识到农业乃是财富的根本源泉(这成为英国农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在生产者不受国家专制任意干预的情况下,农业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只有这样,市场的‘自然规律’才能起作用(中国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6】

“中国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约翰•霍布森当不知道这一时间点是公元前81年,更不会意识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它主张一种强大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感兴趣的朋友也可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7】

在“独尊西学”的21世纪,有人不知东西方文明史上复杂的交流互动,以及宋明理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影响,继续“言必称西方”、盲目坚持“西是中非”的西方中心论、“以西释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学术能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问题,何其荒唐,何其浅薄!

无论是汉以后儒家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本质都是为资本服务的,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典政治学“以人民为本”、“天下为公”的理念背道而驰——这是我们必须警醒,必须解决的学术路线问题!

三、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不能单纯复兴哪一家、哪一派,否则古今、中西永远是两张皮,走不到一块儿。

只有在贯通经子、超越诸子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体系,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整合,实现二者与时俱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汉武帝一统教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恢复三代中央政府学术体系王官学的权威性,功劳是历史性的。但也隐含着巨大的弊端——经学与子学的断裂,中国文化源与流的断裂。结果经学迅猛崛起的同时,子学快速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学本身也逐渐陷入繁琐化、神学化和僵化,成为一潭死水。

宋以后,理学家依照佛教分科判教,将子学异端化,极力贬低诸子,乃至欲焚之而后快。这进一步加剧了子学的衰亡,以对诸子影响甚巨的墨家为例,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散佚的历史。据《汉书•艺文志》,刘向、刘歆父子校勘的先秦《墨子》有71篇。南宋时,已经亡佚9篇,加上目录1篇已不存,只剩下61篇。至明代又散佚了8篇,幸亏重编《道藏》时收录了剩下的53篇,否则《墨子》定会失传,世人再也不知墨学、名学的本来面目。

清末民初,儒学独尊已成明日黄花,在本土考据学和西学的刺激之下,子学才有了复振之势。吕思勉先生1933年出版的《先秦学术概论》总结道:“先秦诸子之学,近数十年来,研究者大盛。盖以民气发舒,统于一尊之见渐破,而瀛海大通,远西学术输入,诸子之书,又多足互相印证也。诸子之书,皆去今久远,非经校勘注释不能明。昔时留意于此者少。清代考证学盛,始焉借子以证经,继乃离经而治子。校勘训释,日益明备。自得西学相印证,义理之焕然复明者尤多。(如《墨子》之《经》《经说》《大取》《小取》诸篇,昔几无人能读,今则可解者十七八,即由得欧西论理之学,以相参证也。)治此学于今日,盖远非昔时之比矣。”【8】

不幸的是,由于民国以后受教育的一代不复读经,经典学习无童子功,以及新的“儒家独尊”再度确立,儒学近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经学、子学研究再度沉沦,至于今日。所以我们欲完成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非先复兴经学-黄老中蕴含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

清末民初,西学排山倒海般地东进,除了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现实,与儒家文化不能为中国工业化提供思想资源有关。

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是在牛顿物理学范式的影响下形成的,其(数学)形式上的简明和逻辑上的严谨让中国学人耳目一新,中国本土以书分类的弱点突显。1918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言中清楚表达了时人对本土文化的普遍认识:“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功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8】

百年之后我们知道:为了“形式上”的简洁将中国本土学术作为西学的材料进行整理,“以西释中”是错误的学术路线,结果是灾难性的。民间将人死后不入棺椁直接入土埋葬称为软埋,据说软埋之人不能转世。今天我们才逐渐醒悟,胡适等人将活生生的中国本土学术史学化、僵尸化,并以西方学术形式肢解(整理)国故正是文化上的“软埋”——当前,这已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主要障碍。

我们所要做的,是贯通经学和子学,重新连接中国文化的源与流,找到子学之源,开通经学之流;融汇诸经、融汇诸子,进而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

贯通经子,是因为经学是诸子百家的公共经典,诸子百家都是传承经学的流派。所以《汉书•艺文志》小结诸子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唐代颜师古注:“裔,衣末也。其于《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以纵横家为例。位列孔门四科中的言语科,被称为纵横家之祖的子贡就身通六经(六艺)。另据《战国策》,著名纵横家苏秦曾引《尚书•周书》,正是因为他苦读《周书》,才得以游说天下。《史记•苏秦传》记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黄怀信先生指出:“《周书》、《阴符》,旧读一书,未确。《周书》有不少篇章言为君牧民之道,且含兵书,无疑可以之说当世之君,又苏秦亦自引《周书》语,说明其所伏读必非《周书阴符》,故当分读二书。”【9】

具体以政治学为例,中国文化会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理论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去道德化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在国际事务中,也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里,如今民主已退化为无底线党争、为反对而反对的社会分裂机制。

中国古典政治学提出了符合中国大一统政体的德行原则,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献汇编《尚书》。《尚书•洪范》据说是传自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出了政治的“三德”,包括对平正康宁的人,要以正直方式对待;对倔强不亲附的人,要以强硬的方式对待;对和顺可亲的人,要以温和方式对待。国家首脑要牢牢把握赏罚之权,不能使之旁落,那样会导致社会失序,家国灾难。上面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到中国古典政治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那里,不仅专作《韩非子•二柄》论赏罚,且“三德”已经发展为复杂的无为而治思想。

——对于国家首脑,无为体现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抱法处势,循名责实,让官员各司其职,依法赏罚。《韩非子•主道》解释:“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竦惧,肃立惶恐——笔者注)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通饬,整治——笔者注)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对于各级行政官员,无为体现为如商鞅那样“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新序论》)。《韩非子•有度》指出,贤人做臣子要效忠元首没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说,有眼不因私事而看,要和君主保持协调一致。上面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

下级服从上级,是政治大一统的关键。正是靠这种制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我们能保证国家层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顺利运行,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尽管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社会经济代价,但整体上山河无恙,成为全世界有效控制疫情传播的唯一大国。西方以个人主义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政治运作体制,根本无法形成这样涵盖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平台。中国在全球抗疫大战中一枝独秀,充分显示了大一统政治在应对危机中的优越性。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这一机制的世界性意义:“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同瘟疫斗争的历史……要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统筹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国际联防联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跨境传播风险。”【10】

今天,我们有必要贯通经子,让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组织原则和政治德行原则传遍全世界。它不仅能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也将造福整个人类!

贯通经子,不能如“以西释中”一样,随意肢解诸子百家,而是按照不同门类,拈出其中超越时空的精义。比如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要深入研究《尚书》和法家、黄老的关系,因为《尚书》本身就是专述政治经济的,《荀子•劝学篇》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

除了贯通经子,我们还要超越诸子的界线,这样才能恢复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如前文所述,黄老道家和法家根本没有明显分界。

再比如名家,除了我们熟知的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一派,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在《墨子》一书中,集中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墨辩六篇。这是名家的源头,西晋鲁胜《墨辩注•叙》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

《汉书•艺文志》收录名学七家,三十六篇。目前只存三家:《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邓析子》一般认为是伪书,《尹文子》内容庞杂,真正讨论名家核心理论的只有《公孙龙子》6篇;若我们不参考《墨辩》诸篇,先秦留下的诸多古老逻辑论题几乎无解。足见墨家对于名学研究的重要。【11】

又,法家亦称“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这里“刑”通“形”,可以说名学是法家的逻辑基础。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源于夏商周三代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所以其外在构成最为系统,内在理路最为清晰。只是因为过去两千年来,经子断裂、诸子争鸣,才导致道术为天下裂,内圣外王、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大道隐而不明。近代西学东进浪潮涌动,中国古典学术并未因之重见光明,反陷更深黑暗,成为西学任意宰割的散乱材料,其义理内涵惨遭曲解,价值意义模糊不彰!

恢复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以经学-黄老为主导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关系国运兴衰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最端正的用心,最艰辛的探索。那些叶公好龙式、蜻蜓点水式的研究可以充斥版面,可以随意列出一、二、三、四,却不能找到问题的大本大源,更不能服天下之心、动天下之心!

让我们深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接口——经学-黄老,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划时代大变局一样,返本开新,为中国和人类未来开辟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大道不朽。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因为中华治道五千年或显或隐、绵绵不绝——那是人类持久和平、可持续发展最为宝贵思想资源。

在此意义上,根本上弄清楚“中国特色”,从事经学-黄老的研究——是怎样一个光荣、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啊!

(2021年10月16日至17日,“法家学说与秦政兴亡”国际学术研讨会曁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岳阳湖南理工大学举行,翟玉忠先生应邀参加,这是其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公开发表时有改动。)

注释:

【1】《吕思勉文集:先秦学术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265页。

【3】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

【4】宋定国:《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21页。

【5】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9页。

【6】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7】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

【8】《吕思勉文集:先秦学术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9】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前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10】《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网址:https://www.ccps.gov.cn/xxsxk/zyls/202109/t20210922_150601.shtml,访问日期:2021年9月22日。

【11】翟玉忠:《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是2013年版,第267~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