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老子•三十四章》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无所不在，可以左也可以右。

社会治理不同于家族生活，有着更高的德行要求。这种德行非如宋儒蔡沈解释“皇极”所讲，将家族道德发挥到极致并为世人所效仿。

除了我们平常说的软、硬两手，还有一种较为中正的、日常的德行，即本节所说的“正直”，适用于平常安定的状态。总之，采用何种德行，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化，这是一种守经达权，无可无不可的境界。

孔子评价古今人物，曾提到一些被历史遗落的人才：不动摇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这是伯夷叔齐吧；柳下惠、少连不顾身份，屈辱自己，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的生活，说话随便，洁身自爱，出仕与否合乎时宜。孔子则说，自己和这些人不同，为了实现高尚的理想，可以归隐可以入仕；可以降志辱身，也可以坚贞不屈——这就是无可无不可的境界。《论语•微子》记载：“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本节再度提及中央集权的重要性，特别是赏罚之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若为臣下私欲左右，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

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子将赏罚之权称为“二柄”，《韩非子》专有一章讨论，题目就叫《二柄》。他指出，君主一旦同时失去刑赏大权而由臣下执掌，这样不导致危亡的情况是没有过的。就好像老虎靠爪牙能制服狗，如果老虎没了爪牙而让狗使用，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并举例说，齐国大臣田常请求君主赐予群臣爵禄，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把粮食施舍给百姓，这就使齐简公失去奖赏大权而由田常掌握，最后简公惨遭杀害；宋国大臣子罕告诉宋桓侯，百姓喜欢奖赏恩赐，君王自己施行就好；百姓厌恶杀戮刑罚，干脆就让我代劳吧！结果宋桓侯失去刑罚大权，并被废掉。《韩非子•二柄第七》说：“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

如何恰当行使赏罚呢？要“审合形名”，考察下级的言论和职事，严肃问责。具体说，根据下级言论授予他相应的职事，就其职事责求他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言论，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言论，就罚。《韩非子•二柄第七》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要做到“审合形名”，国家领袖就不能任用那些无实际能力的所谓“贤人”，更不能离开法制无原则地提拔官员，否则只会多媚臣、小人；只有遵守法律，取信于天下，以法赏罚，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商君书•修权》重点也谈赏罚之权，开篇就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释，舍弃——笔者注）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无端，是说无由萌生——笔者注）。”

——此真治国之至理！

经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语译：

“第六类：三种治理方法。根据不同社会风气和不同人的特点，相应的治理方法有三种。一是普通正常的方法，依靠官员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二是以刚强取胜的方法。三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社会拥护以君王为代表的中央权威、或者针对拥护中央权威的人们来说，可以采用普通常用的方法。针对缺乏中央认同感的社会环境、或者固执己见难以说服的人，应采用强硬高压的方法。认同中央权威和治理能力，但对某些决策心存疑虑的人，应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蓄谋已久暗中反对中央的人，应实行高压强硬措施。对于自作聪明又不反中央、不反社会的人，应采用柔性教化措施，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君王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中央肩负保障协调各个阶层、各个地区人民福祉的责任，所以中央必须是暴力威慑和赏罚大权的唯一执掌者。由于君王的安危关乎整个国家的利益，所以他必须享有高水平的健康营养和生活保障。而大臣往往只看到局部利益，如果任由他们作威作福，便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独大的情况，危害他方利益，使国家整体失衡，乃至陷入尖锐的阶层对立，造成社会分裂；人民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社会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