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廖名春 发布时间: 2022-07-06
《周易》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是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说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作。儒家以它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首,道家以它为“三玄”(《老》、《庄》、《易》)之一,无论研究天文、地理、音乐、兵法,还是研究声韵、数学、武术、气功,古人都喜欢援引、借助《周易》的学说;至于道士炼丹,术士算命,更是以它为根据,以它为招牌。在古人看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及其易学,囊括了天、地、人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
可以说,《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华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至少是哲学指导的角色。它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罕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璀燦的明星。
《周易》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我认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是其思想的深邃。
《周易》的思想很复杂,可以说是言人人殊。但是,阴阳对待、流行和时中,应是《周易》最为典型的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一共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阴爻“--”和阳爻“—”组成的。《易传》将其阐发为阴阳哲学,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周易》不但阴阳相对,六十四卦和八卦也是两两相对,乾坤、坎离、泰否、损益、谦豫、晋明夷……不但八卦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全部六十四卦也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晦而已。所以,读《易》当以“对”观。《周易》的这一特点,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对待”观。这种“对待”观不能简单地看作“对立”,更包括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思想。
“《易》者,变也。”《周易》就是“变经”,就是讲运动、变化规律的,用《易传》的话来说,就是“流行”。《周易》的卦与卦之间是可以相互变化的,乾卦可以变为坤卦,泰卦可以变为否卦。反之,坤卦也可以变为乾卦,否卦也可以变为泰卦。《周易》从乾坤到既济,象征着事物一个发展过程的圆满结束。但是,既济卦之后还有未济卦,明显含有事物的发展是无穷的思想。
《周易》重视中位,也重视时。这种思想,《易传》概括为“时中”。“中”,不但含有不偏不倚,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的思想,也含有主张秩序的思想,甚至还包含有“正统”论的倾向。《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一卦的“卦时”;一卦六爻,每一爻都有一爻的“爻时”。强调“时”,就是主张随时变化,与时俱进。这些思想,不但吸引和启发了古人,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它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其思想表现形式和方法的特殊。
中国古代哲理深刻的著作很多,为什么它们都不如《周易》影响大呢?除了历史的原因外,首先要引起注意的就是其思想表现形式的特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说理的,靠的是逻辑的力量。但是,深刻的哲理要让一般民众都感兴趣,实在是勉为其难。而“《易》则寓于卜筮”,以“神道设教”(《周易·观·彖传》),接过一般民众都迷信的筮法,装进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内容,将迷信的形式和哲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使对哲学不感兴趣的民众易于接受,这样,尽管“见仁见智”,但对《周易》哲理的普及无疑是有效的。
《周易》思想表现方法的特殊则更值得注意。《四库》馆臣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典籍很多,但没有哪一种典籍发展到了《周易》的极致。《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借天道来说人事之理的,但它们都是文字的推阐,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传》),文字的内涵毕竟有规定性,表达思想有一定的限度。《周易》则是卦画符号与汉字的结合体。虽然其卦爻辞是文字,表达的意思有限,但其卦画符号的功能却无穷,什么都能用它来代表,就好像X和Y一样,所以冯友兰(1895—1990)称《周易》是“宇宙代数学”,虽然“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可以说,“《易》道”之所以“广大”而“无所不包”,主要不在于它的卦爻辞,而是在其卦画符号。而卦画符号与卦爻辞的结合,就使《周易》成为了一种早期的符号哲学。
再次,是其历史的特殊。
关于《周易》的历史,《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这是说,《周易》一书,经历了上古的八卦阶段、中古的六十四卦阶段、下古的《易传》阶段。而八卦为伏羲所作,六十四卦为周文王所演,《易传》为孔子(前551—前479)所作。这么悠久的历史,如此显赫的作者,中国其他典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难怪古书编目,总是以《易》为首。
由此看来,《周易》是一门发展的学问。所谓“伏羲画卦”、“文王演卦”是指《周易》本经的形成。而“孔子作传”则是指《易传》的产生。严格地说,《周易》或《易经》,应指西周时期形成的《周易》本经,而不应该包括《易传》(指“十翼”)。但由于古人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而孔子是“圣人”,“圣人”之作当然可升为“经”。于是,《周易》或《易经》,也就包括了《易传》。
严格地说,除《周易》本经以外的所有研究《周易》本经的著作,都可称为“易传”。但由于《易传》(指“十翼”)习称为孔子所作,以致可与《周易》本经并列,也就成了专称,别的研究《周易》本经的著作也就不好再称为“《易传》”了。这些著作我们可称之为“学”。这样,易学著作也就分成了“经”(指《周易》本经)、“传”(指《易传》,即“十翼”)、“学”(指《易经》、《易传》以外的所有易学著作)三部分。
儒家经学系统的典籍从汉朝开始,都包括经、传、学三部分。《周易》系统的典籍也是如此。如宋朝朱熹(1130—1200)注解《周易》的著作《周易本义》一书,即由此三部分组成。其中,既有经文,也有传文,朱熹对经、传文所作的注解则属于易学。今人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解,则属于当代易学。
应该指出,由于《易传》“由传而经”的特殊性,人们习称的“《易经》”已包括了《易传》。所以,“易学”不但包括了对《周易》本经的研究,实质上也包括了对《易传》的研究,而且也包括了更多的“《易》外别传”,即借《周易》本经和《易传》之题发挥的著作,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之类。
这三部分中,“经”是源,“传”与“学”是流。它们固然有许多的共同点,但显然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作品,我们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易传》有的东西,并不等于本经就有,也有可能是《易传》的创造。后来易学著作有的东西,也不等于一定出于本经或《易传》,也有可能是后人的发明。研究《周易》,我们一定要有历史观念,懂得哪些是本经具有的,哪些是本经可能会具有的,哪些是本经不可能具有的。不要把本经不可能具有的强加于本经,也不要轻易否定本经可能会具有的。把后来易学著作才有的东西强加于本经,就会得出《周易》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错误观念,走向神化一途。轻易否定本经可能会具有的,甚至对本经已经具有的视而不见,就会贬低本经的思想性,视本经为简单的筮书,走向矮化一途。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周易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