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过去两千年来，如当代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之巨者，唯古代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通过诸多佛教宗派的建立和改造，以及宋明理学引佛入儒，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佛教化至宋明时期已基本完成。中西文化的互动互化则是“进行时”，可能还需要长达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方能基本完成。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且全方位的。我们说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也是基于现代天文学的推测，没有现代天文学，学者们很难就这一日期达成广泛共识。

还有对于武王誓师词中“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的理解，经师们多将之解释为端正行列的一致行动，因为在战争中，军阵整齐极为重要。但民族志的记录表明，这也可能是一种战前的军事舞蹈。顾颉刚、刘起釪二先生就持这种看法，他们举例说：“云南景颇族世袭山官之间展开掠夺性战争‘拉事’之前，选出勇敢战士为先锋，由山官授以绘有恐怖人面图形的野猪皮盾牌。战事开始，任‘勒卡总署’的先锋一手舞刀，一手舞盾，作冲杀之状，任‘司列’的先锋双手舞一长矛，作向前刺杀之状，其动作都是狂热的舞蹈，并发出模拟老虎的吼叫声，全队即随之冲锋，以锐气压倒敌人取胜。”（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15页）

作为古史辩学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还曾作《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详尽指出纣的恶是晋代以前，历代层层累加的结果，“他的罪恶的条款因年代的更久远而集叠得更丰富了”。（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收入《古史辩》第二册，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最后，纣简直成了“恶府”，而纣的恶，大多是学者凭空想出来的伪史。两千多年前，《淮南子•缪称训》的作者就感叹说：“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古史辩派有时疑古太过，不过他们对于我们澄清古史，确有贡献。

但令人痛心的是，古史辩派轻下断语说孔子根本没有删述或制作《六经》，将孔子与《六经》分离开来。通过去义理化，中国文化的核心经学被还原成冰冷的史料，《诗经》甚至被打回原始民歌的状态。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因此丧失，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写道：“孔子与六经的分离，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影响至巨者，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构。西来之‘哲学’科与中土之‘义理’之学相对接，而传统义理之学，实以经学为根本。孔子删削制作之六经，与西汉之经学，皆有义理。而自‘钱玄同、胡适之（钱、胡也是古史辩派代表人物——笔者注）们’分离孔、经，后来者翕然和之，于是研究先秦哲学，惟言诸子，研究两汉哲学而不及经传，研究汉魏六朝玄学而罕究经注，研究宋明理学而尽皆舍其经注义理，此为‘中国哲学’学科之一大病，不得不归咎于民初之孔、经分离者也。”（陈壁生：《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1页）

经学义理是中国文化之魂。剥离经学义理的中国哲学，必将成为没有灵魂的僵尸哲学。在此意义上，古史辩派研究历史是买椟还珠——“捡了史实的芝麻，丢了义理的西瓜”！

经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语译：

周武王说：“古人曾说：‘母鸡没有早晨打鸣的，如果母鸡早晨打鸣，预示这个家庭要倾家荡产了。’现在纣王宠信妇人，外戚集团干政，忽略传统政治力量，对先王祭祀漠不关心，更不认同王室成员。与此相反，纣王更重视从各地逃到商朝的罪犯，尊重、相信、任用、提拔这些人。他们被重用后，残暴虐待商朝民众，违法乱纪。现在我姬发敬奉天命，讨伐商朝。

“宣布今天的四条作战纪律：首先，作战中，要保持军阵整齐，前进六、七步，就要停下，整齐军阵。其次，刺杀一次至七次，就要停下，整齐军阵。努力作战吧，勇士们，我们要威武雄壮，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在朝歌郊外展示你们的实力。第三，不要迎击杀伤前来投奔的商朝军队，将来需要他们，这一点，你们要注意。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军纪，如果有人不积极主动杀敌，我就要军法从事，杀掉消极作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