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如果将其推到极端，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技术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相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那就异想天开荒唐而无知。比如20世纪初中国学人要“发明”基于科学的伦理道德体系，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道德也是一样，一切文明社会都有约定俗成的道德体系，但如果我们将之推向极端，不顾制度、环境等条件，将社会的一切都归因于无形的道德，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极其危险的。

不幸的是，西汉以后，儒家泛道德化成为巨大的历史潮流。迷信道德可以解决从外交到经济的一切问题，人被分为截然对立的君子与小人，王朝灭亡则主要归因于末代君主的道德沉沦。

历史并非如此！武王伐纣是周灭商的决战，《牧誓》是武王大军到达商都附近，周及其盟国的誓师词。当时的战略态势是：由于商纣王花费巨大精力平息东部夷人叛乱，致使国力消耗巨大，后方空虚。周人经过三四代人的“剪商”努力，趁机一举消灭的商朝。所以《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武王在誓师词中攻击对手，提到“妇言是用”等纣王的过错，我们也能理解。若将商人灭亡的原因归因于纣王的道德，周以后不断添油加醋地夸大纣的恶，这种泛道德化的解释不仅不利于我们理解历史，更妨碍我们找到摆脱王朝更替周期的正确答案。事实上，孔子及其弟子们对泛道德化是高度警惕的，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在谈到各个朝代所面对的官员选举、君臣关系、兵权收放等制度性问题时写道：“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传统时期，这些问题往往被‘理乱兴衰’所消解，同时被消解的，还有有关这些问题的宝贵思考——人们习惯了用末代君臣的失德来解释衰亡，然后便若无其事地走进新朝代。即便是现代的历史书写，也习惯了在‘朝代末期’大做文章。”（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5页）

历史人物极端复杂，很难用不道德的小人、道德高尚的君子简单分类。比如北宋王安石用人重视行政能力，合乎三代“选贤与能”的政治标准，但在司马光那样的保守主义者看来，其追随者多是寡廉鲜耻、重利轻义的小人。而反王安石变法的保守主义者则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尽管神宗死后，“大多数的新政，不是被废止就是被彻底修改，完全不考虑其中的优点，也毫不顾及恢复许多旧措施的后果。这样的做法里面含有报复性情绪。王安石的著作被丢弃在一旁，好像他从不是一位一流的学者。保守主义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免了新政的支持者并代以自己一派的追随者，徇私实际上比在改革者之中更为广泛。比如，那些负责州学的人仅仅是由高级官员的推荐而得到任命，未如从前一般先经过测试以确认他们的能力。”（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张钰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55-156页）

在儒家泛道德主义者看来，道德是万能的。它不仅区分了人的好坏，决定了王朝的兴衰，还是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儒者将义与利、战争与和平对立起来，宣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士大夫不言得失。以仁义、德行感化百姓，就能使近者亲附、远者悦服。因此善于克敌制胜者不必打仗，善于打仗者不必领军，善于领军者不必冲锋陷阵。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可以使敌人退兵，圣王推行仁政，天下无敌，哪里用得着什么军费。《盐铁论•本议第一》：“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畜通‘蓄’——笔者注）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逐步确立，上述观点影响深远。一个国家若不致力于经济繁荣，政治军事强大，空谈道德和仁义，仁者无敌——最后只能是国势的衰败。汉以后中国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华文化内养外用、内圣外王一贯的主旨亦因此消退，直至今日。

经文：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语译：

公元前1046年甲子日黎明时分，周武王带领大军到达朝歌郊外的牧野，在此召开誓师大会。周武王左手拿着黄色大钺，右手握着装饰牛尾的白旗，说道：“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从西部终于到达朝歌郊外。”

周武王接着说：“大家辛苦啦。各位友好方国的国君，王室近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把你们的矛竖起来，我们现在召开灭商誓师大会，宣布作战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