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经史相参，经学义理与历史事实相互比照，对于我们研究经文内涵十分重要。因为历史现实能使经义深切显明。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我们知道殷的“三仁”，商纣王的重要亲信微子、箕子、比干都曾对纣王进行劝谏。比干认为，君主有罪过不能以死直言规劝，百姓将受害，百姓又有什么罪呢！“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后来比干“以死争”，激怒纣王惨遭杀害。

箕子劝谏纣，纣不听，有人同样劝箕子逃离，箕子却说：作人臣的向君主进谏，君主置之不理就离他而去，这是张显君主的恶行，哗众取宠于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箕子干脆装疯卖傻做了奴隶。“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说通‘悦’——笔者注）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

微子也曾多次劝谏纣，纣都不听。最后微子听从了父师、少师的建议离开了。为何微子没有如箕子那样“为尊者讳”选择留下，或如比干那样为百姓利益以死抗争呢？微子的理由是：“父子之间是骨肉情，君臣之间以义理连。所以父亲如果有过错，儿子屡劝不听就应随之而号哭；人臣如果屡次规劝，君主不听，从义理上讲人臣应该离开了。”《史记•宋微子世家》原文是：“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

微子的态度，成为中国人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基本准则，影响深远。《礼记•曲礼下》就说：“为人臣之礼，不显谏（显谏，指当众指责国君——笔者注），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孟子则将君臣间的关系细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王室宗族的公卿，如微子、箕子、比干；一类属于与王族不同姓的公卿。对于属于王室宗族的公卿，国君有重大过错，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更立国君；与王族不同姓的卿，国君有重大过错，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离去。这种思想在战国时代极具革命性，从中我们能看到君臣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履行君或臣的社会职责，就要选择退位或离职。

《孟子•万章章句下》记载了齐宣王与孟子的这段对话：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正，读为‘诚’，意为实话——笔者注）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直到南宋以后，那种不顾人民利益，屈从君主（上级），对君主（上级）单向度绝对忠诚的观念才突显出来。已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写道：“大家说岳飞精忠报国，这话另有涵义，好像是绝对忠君，才能报国。易言之，绝对以君主个人为转移，并非以国家利害为前提。从南宋以来，都是这样的观念，宋明理学也并没有加以修正，也并没有坚决主张合乎道德，合乎法制的以忠报国。那就是说，士以事君为己任，根本不合北宋的理想。”（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中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引言”第12页。）

对等的君臣（上下）、夫妇、父子责任关系没有了，代之以绝对的君权、夫权、父权，这是道德的沉沦，必然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直到20世纪中国革命才将这些窒息社会进步的锁链砸碎。

而我们重建中国人伦秩序、道德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文：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仇敛，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

“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

父师说：“王子呀，纣王沉湎于酒色，对上天失去敬畏，不接受年高老成的贵戚大臣劝诫，这是上天降下重灾以惩罚商朝呀。现在，民众竟然盗窃供奉天地众神的各种祭品，却能得到法律的宽容，吃掉牺牲，也不怕灾祸。上天监察着所有商朝人，上至王，下至民。纣王杀戮民众，大规模聚敛财富，导致民众与政权为敌，却不反思自己的治理是否正确。造成所有犯罪的唯一根源是纣王，民众真是有苦无处诉。

“假如现在商朝出现大灾，我们大家将共同承受恶果。假如商朝灭亡，我会殉国，绝不当敌国的奴隶。我建议你出逃，离开商朝，这个建议我以前曾向刻（箕）子说过。如果王子不出逃，不但商朝政权会灭亡，历代先王的宗庙祭祀也保不住。你出逃是为了保住先王宗庙祭祀啊。关键时刻每个人都要自行做出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向历代先王表达忠诚。我本人不会考虑逃亡，我要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