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如商纣王这样“有命在天”，迷信天命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受到广泛批判。

《史记•殷本纪》中，祖伊对这句话的反应与《尚书•西伯戡黎》不同，从中更能看到他对“有命在天”思想的批判态度：“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

不是说祖伊反对天命存在。他同诸贤哲一样，将天命看作一种事态。天命并不是由有意识的神决定的，它可以被我们认识。所以本节祖伊从治国理政以及民意的角度，否定纣的天命观。因为纣施政的罪过太多，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商朝灭亡已经无法挽回。

有趣的是，《史记•殷本纪》接下来就讲到武王的天命观。事情是这样的：文王死后，武王决心东征伐纣，到盟津，背叛商人来跟周会盟的诸侯有八百之多。诸侯都主张立刻讨伐商纣王。周武王却认为事态还不成熟，时机没到，说这些诸侯不知“天命”，于是带领大军回去了。直到纣王众叛亲离，才开启了灭商的牧野之战。“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显然，武王才真正认识天命之所在。

早期人类普遍生活在“以神为本”的世界中，神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决定了人的命运。从古希腊时代起直到今日，“有命在天”是西方文明基本的天命观。

武汉大学赵林教授在谈到希腊的命运观念时写道：“它永不出场，但却是不可抗拒的、决定性的。这一点在希腊悲剧里面表现得非常清楚，在希腊悲剧里，那些神和英雄之所以遭遇到悲剧性的结局，都是由于不出场的命运在起作用，甚至连众神之王乌兰诺斯、克洛诺斯、宙斯也对命运束手无策。赫西俄德在《神谱》里讲到三代神王的更迭，乌兰诺斯被他的儿子克洛诺斯所取代，克洛诺斯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所取代，每一位神王都知道自己的权力将被一个儿子所取代，他们也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是最后都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18页。）

后来基督教接受了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只不过这种命运（救赎）是由上帝安排好的，尽管表面上它将希腊文化看作异教。“在基督教中，上帝从来都不出场，但是他却是整个世界的最后原因和终极根据。所有在场的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剧情都是上帝事先编排好了的。上帝就是一个永远不出场的导演，但是所有的演员都必须严格按照导演的意图来表演。”（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19页。）

东西方不同的命运观，决定了其迥异的生活观念——中国人一方面服从事物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通过人的努力，成就人生。在人与外物，天与人的关系方面，中国先哲表现得理性而中道。他们一方面否定神本世界里“有命在天”的观念，另一方面强调人的主动性，“修身俟命”。《孟子•尽心上》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被困陈蔡的孔子，面对极度的险境，仍对弟子子路宣讲命运的真谛：贤能还是不贤能，在于资质；是做还是不做，在于人；得到赏识还是得不到赏识，在于时机；死还是生，在于命运。现在有人遇不到时机，即使贤能，他能有所作为吗？如果碰到了时机，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君子广博地学习、深入地谋划、修养身心 、端正行为来等待时机。《荀子•宥坐》记孔子言：“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中国老百姓用更朴实的话语表述“修身俟命”：“尽人事以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脱离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命运不再由天（神）定，人成为支配世界的重要力量——这是人类文明重要转折点。

如上所述，这种伟大的人文精神不仅为中国先哲所倡导，数千年来也影响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经文：

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语译：

祖伊对纣王说：“黎国失守，我们都城的西大门洞开，难道这是上天想终结商朝的统治吗？负责沟通天人的神职人员用大龟占卜国运，他们都没能看出什么吉兆。其实不是历代先王在天之灵不想保佑他们的后人，是因为天子您沉溺于享乐，导致上天不再眷顾我们。因为上天要放弃商朝，恐怕此后再不能安享太平了。这全是因为您不能揣摩天命，不遵守法度造成的。当下民众都希望商朝尽快灭亡，他们甚至诅咒说：‘上天为什么不惩罚天子？’至少现在上天还没有降下惩罚，您打算怎么做呢？”

纣王说：“啊，我继承天子之位，完全符合天命，民众诅咒能奈我何？”

祖伊不同意商纣王的看法，感叹道：“哎，纣王您的过错太多，上天看得十分清楚，天子怎能向上天祈求国运呢？国运是由天子良好的治理来决定的，从您的治理措施看，商朝是朝不保夕，肯定会被西周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