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西汉大儒董仲舒将自然界非常之现象称为异，较小的“异”称为“灾”。他认为灾异是天对皇帝的警告，面对灾害、怪异现象不知修正自己，就会导致国家败亡，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天人感应灾异论。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家，常常附会《春秋》经传说事：“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自此以后，中国诸多学人天真地相信：董仲舒鼓吹的灾异论是对皇权的有效制约——他们把皇帝看成了很容易被吓唬住的小孩子。历史现实是：自然界灾异出现的时候，皇帝最多下“罪己诏”表表态，塞责的总是那些官员，特别是丞相。灾异论不仅不能有效制约皇权，还常常作为政争工具。

最有名的公元前7年（绥和二年）春，汉成帝时出现“荧惑守心”的可怕天象，丞相翟方进为此自杀。事实上这一天象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现代学者用天文学软件可以推算出，当年春天火星不可能进入心宿。这个天象同历史上诸多天象一样是伪造的，目的显然是除掉翟方进。台湾科技史学者黄一农教授写道：“但根据推算，绥和二年春天根本未发生‘ 荧惑守心’的天象，显然是有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假造的！由于天文现象无法再重复观测验证，所以天象容易作伪，且古人深信天人感应的思想，对伪作的天象，往往无法质疑……在中国古代，灾异原或得以制衡皇权，避免其无限制的膨胀，但是从翟方进因天变自杀的例子看来，实际的功效并未如此，虽然善为星历者或可对天变提出解释，建议应变之道，然而最后的决定权及最大的操控权，却多掌握在皇帝手中。”（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汉书•五行志》将本篇“雊雉”作为凶兆，西汉今文家的《尚书大传》将其作为吉兆，是远方来朝、天下太平的象征。灾异本身解释的多变乃至相互矛盾，加上儒者装神弄鬼、以天的代言人自居，董仲舒时代灾异论就搞得学林乌烟瘴气。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二月，高帝庙发生火灾；四月，高帝陵寝偏殿发生火灾。董仲舒竟然以上天的口吻，要求汉武帝以成就太平之世的公正之心，残酷诛杀亲戚、近臣：在诸侯的亲戚贵属中挑出最专横跋扈的人杀掉，就像我烧掉辽东高庙一样。亲近大臣在国都行旁门左道和那些手握重权不正直的人，要把他们杀掉，就像我烧掉高园殿一样！《汉书•五行志》录有他的对策：“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庂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

董仲舒的上书还没有定稿，就被主父偃偷走呈送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儒生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由于不知作者是谁，认为其言辞荒谬愚蠢。结果董仲舒被判处死刑，皇帝下诏赦免才逃过一死。吓得董仲舒自此以后再也不敢言天人感应、灾异之事了。《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西汉儒家方士化、玄秘化、神学化是历史倒退，与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大趋势和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底色相违背，所以早晚会被历史所抛弃。

经文：

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语译：

祖己劝导商王祖庚：“上天考察下民，主要根据下民是否按照理义行事。上天赋予人的寿命长短不一，对于短寿之人，并非上天要缩短他们的寿命，而是下民言行不合理义。尊敬的王呀，相对于上天而言，你也是下民，要正确理解上天、理义和生死的关系。对于那些既不接受教化，也不畏惧惩罚的人，上天会通过变异之兆提醒他改变自己的言行。这次肜祀的征兆，其实是在提醒你调整国策。既然已看到征兆，父庙的祭品就不要过于丰厚，宁俭毋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