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理财——经济层面必须“建中立极”(《盘庚下》二)

作者: 翟玉忠 付金才   发布时间: 2022-05-25

经义:

盘庚一再劝告百官,不要敛财,而要使人民安居乐业,“生生”。换言之,当官要为国为民理财,不能为私为己敛财。

先秦圣贤很少将义、利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相互联系,义是利的根本,以义制利。仲尼执鞭,何尝否定财利。《论语•述而》引孔子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易经•干•文言》说:“义者,利之和也。”2015年入藏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圣人乐义而美利。”(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载《文物》2017年第9期)

先贤反对的,是官员以公权利为自己敛财,不能造福百姓。鲁国大夫孟献子曾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要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人家,就不要任用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用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用偷盗的家臣。”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应单纯以财货为利,更应以仁义为本。做了国君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不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不能站在普通百姓一边损有余补不足,必定陷入小人的行径。《礼记•大学》中说:“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不幸的是,后世儒者多将义、利对立起来。孟子答梁惠王:“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到西汉董仲舒那里就成了:“夫仁人者,正其谊(谊通“义”——笔者注)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更有甚者,为国理财,搞财政经济的官员都成了与民争利的“聚敛之臣”,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成为绝学。国家没有强大财力,不富则不强,汉以后国运转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著名理财家,千百年来多为人所诟病。比如北宋神宗年间能臣吴居厚,通过市场运作,利权归国,不仅本路财用充足,还将大量金钱上交中央,为国家财政军需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墓志铭中说:“公在东土(东土,指京东路——笔者注)累年,处画精审,豪商右姓不得扰开阖之柄,而利归公上,坐收缗钱数百万,赡一路,且输其赢以实中都(中都,京师——笔者注)。”(葛胜仲:《枢密吴公墓志铭》,《全宋文》第143册,第63页。)

元丰六年(1083),神宗皇帝下旨褒奖他:“居厚将命一道,不辱使指,无黩乎上,不扰乎下,不諠于闻,而于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前日县官窘迫,一朝变为宽纾。经费之外,又能应缓急之求。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9)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财政专家,却因雷厉风行被看成“掊克吏”“聚敛之臣”,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这样。因为官营盐铁等措施得罪了豪强巨富,竟然有人要将他投入到治铁炉中烧死。“元丰末,京东剧寇数千,欲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遁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4)

国家拥有强大财力,才能从经济基础上保证社会公义。一味追求“小政府”,只会使大资本、大商人左右市场,剥削人民——“小政府”是汉以后儒家小农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论者的主张,也是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的主张,二者本质上都是私人大资本的代言人!

总之,在经济问题上,必须分清公与私的界线。为政者,以“安利元元”,使百姓过上安稳好日子为第一要务。这要求中央政府不仅政治强大,财力上也要强大——经济层面必须“建中立极”。

经文: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

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无于货宝,生生自式敷民德,永一心。”

语译:

(盘庚说)“啊!各位诸侯、大臣,各位官员们,每个人都应认识到建设新都中自身职责之所在。我会严格考察你们的工作,看能否听从我的命令,恭谨地治理民事。

“我不会任用聚敛钱财之人,而会任用那些帮助民众改善生活的人。对于能使民众安居乐业的人,我要根据他们功劳依法重用或奖赏。现在我已经把内心想法坦诚告诉了你们。你们已经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要违背我对你们的希望,不要总想着为自己聚敛财富,应该为促进民众幸福而积极建功立业,对民普施恩惠,让他们分享发展成果,永远和人民心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