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战国以后儒、道、墨等已经互相攻击——道术为天下裂。本文所说的大儒，相当于儒家所说的圣人。文王、周公、孔子都应该是这样的人物。大儒的成效可以凭借百里之地而统一天下，言为世则，行为世范。但是君主所任用的人却可以分为几等，即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各有不同的品性和才能，任用他们的成效也完全不同，任用俗人必亡其国，任用俗儒仅能自保，任用雅儒足以安定，任用大儒可以臣服天下。如果得不到大儒而任用他，那么次一等应该求雅儒，但是从古到今，没有不亡之国，则主要在于他们所任用的都是俗人、小人，这一点足以为治理国家者借鉴。

经文：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无车马则无所见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彼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

夫车固马选，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而不能射远中微者，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调一天下，制四夷者，则非大儒也。彼大儒者，虽隐居穷巷陋室，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矣。用百里之地，则千里之国不能与之争胜矣。箠笞暴国，一齐天下，莫之能倾，是大儒之勋，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检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耳不闻学，行无正义，迷迷然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带，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谬学杂，其衣冠言行，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其恶也，言谈议说已无异于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济，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内不自诬，外不诬人，以是尊贤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礼义，以浅持博，以一行万。苟有仁义之类，虽鸟兽，若别黑白，奇物变怪，所未尝闻见，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以应之，无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里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定于一朝之间。《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语译：

造父，是天下善于驾马车的人，但是没有车和马，就不能够表现自己的才能。后羿，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如果没有弓和箭就没有办法表现他箭术的精巧。大儒是能够调和统一天下的人，但是没有百里的土地就没有办法表现他的功绩。

如果车子很坚固，马匹很整齐，却不能够行千里路的话，那就不是造父；如果弓很调和，箭也笔直，却不能够从很远的地方射中微小目标的话，那就不是后羿。如果有百里的土地，却不能够调和统一天下、制服四周的蛮夷的话，那就不能够算是大儒。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狭窄的穷巷，住着简陋的房屋，地方极小，但是王公也不能够和他争夺声名。如果能够治理百里的地方，就是有千里之地的国家也不能够和他争夺胜负。攻打残暴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人能够颠覆，这是大儒的勋劳，他说的话有条理法则，他的行为合乎礼仪，他做的事情不会让他后悔。他应对危险和变化到处都很恰当，跟随着时代一起变化，和时局一起变动，虽然千变万化，但是其中的道理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儒的成就。所以有俗人，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的分别。

耳朵不曾听说过学问，行动不符合正义，迷迷糊糊地只知道追求富贵和利益，这是俗人。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宽阔的腰带，能够粗略地取法前代的君王，但足以让世上混乱；学术谬误，学问博杂，他的衣着言行举止，已经和世俗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却不知道其中的坏处；他的言论谈说已经和老子、墨子等学派没有什么差别，却不知道对他们和儒家加以分别，这是俗儒。取法先王，统一制度，言行遵循大的法则，但是他的贤明却不能够做成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法度教化所没有涉及到的，自己的见闻所没有触及到的，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所以尊敬贤人，崇尚法度，不敢有所懈怠和傲慢，这是雅儒。取法先王，依循礼义以浅近的事情推测广博的道理，以一种道理推行到各种事情中去，如果有仁义的道理，即使在乌兽之中，也能够像分辨白黑那样清楚，对于稀奇的事物，奇怪的变化，自己所没有听说过、所没有看到过的，忽然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就用自己所理解的道理来应对它，没有什么疑惑，依据法度来衡量它，就像是符节那样一致，这是大儒。

所以君主如果用俗人来从事政治的话,即使是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也会灭亡；如果用俗儒的话，万乘之国能够保存；用雅儒的话，千里之国也能够安定；用大儒的话，百里之地也能够长久，三年之后，天下诸侯都来臣服，如果他在万乘之国从事政治的话，那么他一朝之间的举措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诗经》上说:“周朝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它所受的天命却是新的。”文王可以说是大儒了。

（整理自孙立尧注译：《新译韩诗外传》，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版。经义为原书“研析”部分，文章并不代表本网观点；标题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