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本节商汤誓师前重申军纪，严格赏罚，此古今通例。

有儒者天真地认为商汤这样的圣王一出，天下就会太平，哪里用什么战略战术、奴役刑杀。这种“道德万能论”影响极大——仿佛人只要内在修养（内圣）就行了，外在功业（外王）自然会来，不需求取、谋划。殊不知，内外不二，只有在外用上磨炼，才会不断提升内在智慧。

这种偏见从孟子就开始了，其负面影响极大。

冷兵器时代，大规模战争十分残酷，死伤也大，有时血流成河，简直能浮起捶衣捣物的木杵，史官就曾用“血流漂杵”形容周灭商牧野之战的残酷。但孟子却认为仁者一出，天下就没有对手，周武王那样极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不仁道者，必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怎么会血流漂杵呢？所以他对《尚书》中相关记载大不以为然，认为少信为妙。如果全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孟子·尽心下》记孟子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折中《尚书》和《孟子》，天真地认为是商纣王前面的部队倒戈了，想逃跑，所以不得不杀死后面的人，商人互相残杀，才导致“血流漂杵”，牧野之战中周人的角色仿佛是看客。《四书章句》说：“《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

至宋代，《逸周书》被排除于《尚书》之外。我们读可能是真《武成》的《逸周书·世俘解》，就知道武王灭商，光灭掉的方国就有99个，杀人近十八万——这还是周人自己提供的数字。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若真“仁者无敌”，徐偃王为何“好行仁义”反而为楚所灭？

但在孟子那里，战争、武备似乎成了大罪！孟子的逻辑是，天下百姓都在等着仁者去征服，哪里还会有抵抗，所以战争不可能发生。他说：“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孟子·尽心下》）

史实显示：商汤灭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战略战术都很高明。鸣条决战也是以征伐昆吾的名义开始的，这当然有益于麻痹夏桀。《史记·殷本纪》说：“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另据本篇《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ér，具体位置众说纷纭——笔者注）,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孔安国认为此乃迂回战术：“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这让宋儒大为不快，认为“仁义之师，不会用诈术，不应当‘出其不意’。”

诸君试想，这样迂腐天真、不识时务的经学观点大行其道——国家怎能不衰弱！

学术乃一代之元气，学术弱则国弱，学术强则国强——吾信之矣！

经文：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语译：

（王说）“全体将士们，要充分认识到你们协助我亡夏之举的意义。你们不是亡夏，是替天行道。灭夏胜利之后我会重重奖赏你们，决不食言！如果有人违背誓言，消极作战，我或者将其降身为奴，或者用刑惩罚他，绝不宽恕！”